营不同，明朝的海外合作经营过于偏向船主、船头的利益。这就使得真正经历风浪、躲避官府而进行贸易的经营者所得利润很少。导致航海出洋并没有成为经营者积累资本的途径，反而成为一种变相的高利贷。
船主则据此坐收出洋之利，只需向海上大势力交纳保护费便可肆意吸取商人利润。
在此情形下，海商最终只会向海盗集团发展，或者由大势力垄断，而做不到大范围参与。
一个只有少数人垄断的行业，自然不可能成为朝廷的经济支柱，更不可能左右一个国家的未来。
历史事实证明，不管是甲必丹李旦，还是开台王颜思齐，或是东亚海霸王郑芝龙，都无法将海贸真正做大。
他们更多的局限在家族利益，使得下游的广大商人和手工作坊主、生产种植农民，无法分润庞大的海外贸易利润，最终培育不出真正的资本主义。一盘散沙的他们，面对满清铁蹄的入侵，自然也没有任何自保能力。
这个结果，可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重农轻商思维的影响，更不是党争导致的后果，实则明明白白便是经济的限制。
高利贷，一个让人瞧不起甚至痛骂的勾当，就这么严重影响了明朝商业的发展。等到满清入关，那可怜的资本主义萌芽自然就胎死腹中了。
魏公公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了知己知彼，深入敌人内部，他老人家这才小试牛刀，摇身一变成为高利贷从业者。
“九出十三归”不过份，且只是试点，未来，他老人家定然会进军放贷业。
但和别人是为了收高息，坐地生钱，不思开拓进取不同，公公他是想把商人们引导到茫茫大海上，为手工作坊主们提供大量启动资金，带着他们一起扩张产业，使萌芽真正转变为巨兽。
这就是质的区别！
同样的手段，不一样的目的，公公为给自己的“无耻”行为披上光荣的外套，十分的满意。
不管你们信不信，咱是信的。
全民下海，才是终级。
…………
谁赞成，谁反对。
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反对。
徐寿荣回到家后，忍着万分的憋屈和委屈，将几张合在一起约四千两的银票递给了“护送”他回来的小田手中，然后让管家将账上的现银取了三千两过来。
小田将欠条和借条递给了徐寿荣，然后告诉这位胖乎乎的财主，魏公公有特别嘉奖给他。
“特别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