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逆施，自然大失人心所望。
可以说，哲宗皇帝亲政后能够借“绍圣绍述”之名重新启用已经被打倒的新党，完全是旧党自己胡作非为逼出来的。
新党再次主政后以同样的手段清算旧党，也是后者肆意破坏朝廷规矩在先遭到的反噬而已。
不过，在大宋百年国运面前，新旧两党的恩怨纠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宋内部的政治斗争从这以后便彻底失去控制，朝堂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人联想到不死不休的政争。
如今国难当头，李纲联合吴敏等人豁出性命将教主道君皇帝赵佶赶下皇位，又竭力扶皇太子赵桓登基，并一力主张皇帝御驾亲征坚决抗同。
其人行事如此激烈，自是牵动所有朝臣的敏感神经。
也许李纲并没有私心，只想尽好刚直之臣的义务，以挽救即将覆亡的大宋王朝。
但在其他朝臣看来，其人此举就是旧人下新人上的老把戏，和大宋以往的屡次朝堂争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只不过现下时机巧妙才披上了救亡图存的光鲜外皮，而要被打倒的对象因害怕外敌主动放弃朝廷逃离国都，才给了李纲这等莽夫成功的机会。
刚而易折，莽撞之人注定成不了什么大事。
但李纲会不会折，什么时候会折，都不妨碍其他臣子借其人成事之机扇阴风点鬼火，竭力扩大朝堂争斗的规模和力度，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李相公才高八斗，曾经能够得到道君的信用，如今又能在混乱的时局中独领风骚，自不是真的莽夫。
其人非常清楚要想打赢一场大战，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因而，李纲虽然恼怒白时中、李邦彦等宰执对外软弱，动辄以下犯上当面将宰相们批驳得体无完肤。
但其人的目的只是压制逃跑派与议和议派的气焰，以统合力量抗击强敌，绝没有同军兵临城下还要掀起朝堂争斗的愚蠢想法。
所以在请动皇帝摆驾宣德门劳问将士并封自己为亲征行营使获得开衙辟官之权后，李纲就已经满足，转而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即将开始的临安城保卫战之中。
李相公费了这么大劲，结果真是为了救大宋，显然出乎一些人的预料。
眼见激烈的朝堂争斗就要被紧张的大战形势所压制，欲借政争浑水摸鱼的各路牛鬼蛇神自不会同意这样的结局。
好在大宋养士百余年，还是有“民心”的。
民心虽然看不见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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