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白珠仪容相貌虽然仍是胡风浓厚，但言谈举止却与唐人没有一丝不同。
他表情谦恭有礼，未言先躬，他掏出一份籍卷两手恭呈于李守礼面前，并垂首道：“仆等此部音声，虽然略习诸部乐，但也只是浅学散曲，日常排演，小曲杂调为多，列目籍中，请大王阅览。”
李潼在一旁听着米白珠的回答，对于这一部音声人的水平大概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唐代宫廷乐舞，最初是在隋末《九部乐》的基础上扩充形成的《十部乐》，如《高丽伎》《康国伎》，这是从舞乐渊源流派进行划分。
内教坊则创设于唐高祖武德后期，初期的功能主要功能还是按习《清商》等雅乐。礼乐齐备是一个国家政权得以确立的标志，如隋文帝杨坚在建立隋朝数年后就曾恼羞而怒“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
一个朝代创设之后，相应的礼乐也必须逐渐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很庄重的政治事件，而不是闲说玄武门事变后，李渊苦闷之下创设内教坊只为玩乐消遣时光。
随着社稷渐渐入治，国力蒸蒸日上，《十部乐》那种按照舞乐渊源的划分在执行起来便也不再严谨合宜，因为彼此之间也在交融影响，不再泾渭分明。因此在《十部乐》的基础上又衍生出立部伎与坐部伎，按照表演的形式而非舞乐的渊源流派进行划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内教坊原本按习雅乐的初衷就不再明显，教习的内容从最初的《清商》向其他各部乐进行扩散。比如在这一部音声人带来的乐器中，羯鼓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舶来品，在清商大曲中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乐器演奏。
正是因为这种兼容并包、彼此融汇的接触上，盛唐时燕乐大曲才得以成熟，并诞生出如《霓裳羽衣曲》这种兼具多种风格的传世名篇。
虽然这部大曲常与安史之乱与中唐动荡联系起来，成为唐玄宗穷奢极欲的一个标志，但是千年时光痛且难追，从文化传承上而言，《霓裳羽衣曲》的传世，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后人能够略窥盛唐那种巅峰风貌，成为民族自信的一个文化符号。
内教坊乐人操习舞乐内容得以丰富，乐人们的水平自然也就分出三六九等。这一点在盛唐时期体现的最明显，在武后时期由于史料的稀缺而难于研究。
不过综合自己所知，在这部头米白珠的自陈中，李潼倒也听出一些端倪：这一部乐人还不够资格演奏整部大曲，学的仅仅只是一部分大曲的散序，相对大曲而言，小曲杂调等俗乐演奏自然要简单得多，相应的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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