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要倒霉？倒什么霉？”贾平娃急忙问道。
“别急，到时候很快你就知道了！”
时间到了九月，张亿谋从威尼斯电影节捧回了金狮奖，盛世影视和盛世图书开足马力，宣传这件事。
特别是盛世图书，立刻在燕京启动了声势浩大的《活着》作品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著名作家学者参加。
方明华也应邀参加了作品研讨会，在会议上他指出：“《活着》一如一颗耀眼的星星挂在天际上。余桦从那条细得不能再细的小道上脱颖出来，更准确地来讲，是余桦成熟了。他已经是在凭‘底蕴’来写，而无须过份地依赖其写作技巧。”
研讨会结束不久，盛世图书就启动了《活着》签名售书活动。
燕京、申城、西京.
《活着》一下子火了。
当然，并非都是赞美，也有批评的声音，王硕就在自己的文章公开点评道：“《活着》写得没有别人好，余桦写不过阎连科，刘震云，简单地说，他的作品，无非是模仿和抄袭。”.
余桦自然也并不会回答。
“今年的文坛好热闹。”
这是许多作家学者，甚至读者最大的感受。
但没想到的是，就在申城，一次看似普通的文艺理论讨论会，掀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学术讨论，又从文艺理论界蔓延到全国社会各界，成为一项影响深远的公共文化事件。
事情还要从去年（1992年）夏天说起。
《申城文学》杂志“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打算恢复。计划借助华东师大，复旦大学，燕京大学，燕京师大等几处批评重镇，以对话的方式开始针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状，发表看法。
华东师大的几位经常聚在一起，观点又比较接近的青年学人决定加入，约定的成员有王晓明、徐麟、张宏、崔宜明、张柠等。
此时几人的身份是：王晓明：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徐麟华东师大中文系文学博士
张宏、崔宜明：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张柠：华东师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文学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1993年下半学期开学之后不久，此事又重新提上日程。
对话就在徐麟的9舍625室进行。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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