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样会导致防护眼镜上起雾，从而导致自己什么都看不见。在护目镜内起雾之后，医生们要么得在视线不佳的情况下盲操，要么就得离开红区，进入更衣室重新换一套防护服——然后再换个护目镜。
孙立恩沉默了一会，开始在自己的笔记本屏幕上敲下了第一行字。
“应当配备足够使用的护目镜防雾产品。”
要写成可以交到会议上的经验教训，那至少得先有个提纲才行。孙立恩决定先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把自己觉得有必要的内容都记录下来。回头再把这些想到的重点都给串起来。
其实不光是医疗队，整个国内的卫生健康系统中，女性医务人员都占到了很大的比例。但在医疗队抵达云鹤之后，孙立恩才发现……医疗队携带的防疫物资之中有很多都不太适合女性使用。
比如过大的防护服、乳胶手套和鞋套。比如压根就没有人想到要带的女性生理卫生用品。
当女性在整个医疗体系中占到八成以上人数的时候，通用的防护设备仍然主要以男性尺码为主，似乎就显得有些不合适。当然，孙立恩也能理解这些制造厂商这么干的原因——以男性尺码为主，女性穿着虽然不合身，但绝大部分的装备仍然是可以被安全使用的。
如果以女性尺码为主，剩下两成的男性医生就肯定会经常性面临压根穿不上的窘境。布鲁恩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绝大多数的防护服对他来说都太小了一点。以至于医疗队专门把所有的加大防护服都特意挑出来储备好，就为了给布鲁恩用。
“应当倡导为女性医务人员生产和储备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这又是一条经验。
孙立恩写的这些经验教训，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抱怨。在云鹤的这两个月，他有太多东西想要抱怨了。
“应当常态化训练医务人员穿脱防护服。”
“建议对所有临床医务工作人员强制进行定期院感操作培训。”
“应当定期对所有医务工作人员定期进行颅脑MRI检查……”写到这里，孙立恩忽然一愣。
他找回手机，然后对着手机沉默了很久，随后给张智甫发了个微信。
“张老师，您有丹阳祁院长的联系方式么？我有些话想要跟他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