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乘坐的飞机出事，无人生还。”
指间消弭的凉意再度腾起，彻骨的寒冷几乎要将连厘吞没。
“母亲去世那年，我十五岁。十五岁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那时候对母亲的思念像海浪席卷着我，加上厌烦钟家森严的祖训，我频繁只身一人跑到台北。”纪檀娓娓道来，“第一次到的时候，想着给大姐和父亲惊喜就没有提前和他们说。”说至此，她浅笑了笑，“说来那会儿也是年轻叛逆，一个人好不容易甩掉保镖等一众尾巴，却在路途弄丢了钱包，唯一幸运的只有脑子够用，记得父亲家里地址。”
“到父亲家没待到三天，老太太派人把我接了回去，并对我离家出走的行为进行了严厉训斥。老太太刀子嘴豆腐心，惩罚基本全是光打雷不下雨，我就利用这一点时不时就跑台北。”
“一直到父亲离任台北，到沪安歇晚年，大姐和陆家长子成婚，我才没有再去台北。”
纪檀每说一声‘台北’，连厘的心就紧缩一次。
台北、台北、台北……
纪檀还没讲到认识连景程，连厘也很乐意听她的故事，可某个地点对连厘来说几乎等同于某个人。
纪檀停下讲述，慢条斯理地饮一口茶水，稍微侧首，温声问连厘：“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