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所检察官的电话，他们让我二十分钟后去他们办公室。我预感到可能是给你捎信的事败露了，本想直接将这封信销毁，但你家人前前后后给了我不少钱，我觉得不让你见到信，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才冒险给你看的。你有个心理准备，一口咬死没这事儿，我先走了啊！”
包监看守说完，接过高寒递过来的手铐，头也不回地向监廊尽头走去。
高寒深叹一口气，有种如鲠在喉的沮丧。他抬头从监栏的缝隙望向窗外，天空湛蓝，应该是个好天气，东北的初秋总是天高云淡、气候宜人。用不了一两个小时，太阳仍会像夏天一样灼烤着大地。也许外面的阳光现在就很澎湃，只是监号里的人感觉不到而已。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寒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碧空，那里可以折射出上官茗茗清澈明亮的眼眸……
果然，包监看守没有在这个值班日里再现身。
当天下午，两名驻所检察官提审了高寒，问他是否收到了包监看守传递的信件？高寒矢口否认，甚至连包监看守口头向他传达信息都否认。高寒知道没有确凿的证据，驻检不能拿他怎么样。
但包监看守可惨了，事后才知道，像于少勋和高寒这种级别的大案件，为了防止看守人员从中帮忙串供，警方会全天候监听嫌疑人亲属的通讯设备，俗称“探线”。包监看守似乎一直防着这一点，平时都是派自己的老婆和高寒的老母亲在教堂接触。但真应了那句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思来想去，高寒认为暴露的最大可能性，就是第一次自己写给包监看守的电话被监听到了，才引起警方的注意。虽然包监看守告诉高寒是他老婆用磁卡电话约高寒姐姐出来见面的，但高寒一直觉得这种小把戏难以逃过警方的眼睛。
包监看守违反纪律给犯罪嫌疑人传递消息，理应追究法律责任。但念在没有造成重大后果，另一方面高寒和家人也没承认，由此组织上就可以对劳苦功高的基层同志网开一面，所谓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免于追究包监看守的刑事责任，开出公安队伍，辞退回家。
由此，高寒也被看守机关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不但平时不允许值班民警和辅警与他接触，甚至连新任包监看守例行公事的“聊号”都免了。每周上官茗茗和家人在看守所直接购买的食品和生活用品，都要现场打开包装检查。幸好已经停止律师会见，否则，这种情况下，就算可以正常会见，办案单位也要派员参加。
但这一切对高寒的心绪产生不了任何影响，真正对他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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