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声顺着水流飘出十里地。
而千里之外的陇右道，却已三月未雨，渭水支流干涸见底，麦田裂得能塞进拳头，老农跪在田埂上对着烈日磕头，额头渗血也求不来一滴雨。
更可怕的是灾害后的连锁反应。七月中旬，河南道的洪水刚退，湿热的淤泥里便滋生出疫病，先是孩童上吐下泻，接着蔓延到灾民安置点，每日都有人倒在草棚里，连郎中的药箱都空了。
消息传到长安时，朱雀大街的早市都冷清了几分，百姓提着菜篮议论：“怕是要遭大难了，前隋末年就是这样，水旱之后必有大乱啊。”
可这一次，长安的反应快得让人措手不及。
李承乾在东宫接到河南道奏报的当日，没等户部递呈章程，直接让人敲响了汇通司的铜钟。
半个时辰后，户部、大唐钱庄、稽查司、水师的主官已齐聚东宫偏殿，案上摊着河南、陇右的舆图，上面用朱砂标出了受灾州县。
“大唐钱庄立刻调拨五百万贯，分拨河南、陇右各二百万，留一百万备应急。”
李承乾的手指点在舆图上的郑州：“用汇票走加急驿站，三日之内必须送到州县官手里，让他们先开仓放粮，缺粮的地方，从江南道调漕粮补充。”
大唐钱庄的主事面露难色：“殿下，五百万贯是钱庄三成的储备，若动了……”
钱庄的储备，自然就是大户的存款。
“百姓的命比铜钱重要。”
李承乾打断他，语气斩钉截铁：“新政立钱庄，本就是为了‘通有无，济急难’，现在就是用它的时候。”
“汇通司发文书给江南漕运，让他们暂停往长安的粮船，先调二十万石糙米往郑州。”
“水师派十艘海鹘舰改走内河，从扬州运盐和药材去河南，船速要快，稽查司派人沿途护航，不许有官吏克扣。”
强势的独裁太子，容不得任何其他人的声音。
也没有人敢发出相左的意见。
这件事没有上朝廷，李承乾直接下令。
一道道教令从东宫发出，像细密的网，瞬间撒向大唐的每一个角落。
与从前不同的是，这些命令没有经过层层衙门的推诿，而是直接送到了州县主官手里。
这得益于新政推行的“县六部”制度，每个县都有专管救灾的“民部”，主官由吏部直接任命，考绩律里明写着“救灾不力者即刻罢官”，谁也不敢拖延。
河南道的灾民最先感受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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