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胆细；在日本，遇到小小的地震，明知无碍，他却惊慌的了不得，急急忙忙跑去站天井了。我和执信等常常笑他：“站天井，怕还不够罢。最好上荒场去。天井小，屋子倒了，你不还受累吗？”古先生就哑然失笑了。
有一次，邻居失慎，可是离我们的寓所，还有十余丈远。我们行无所事，照常温习着功课，古先生却跑出跑进。忙的不得了，嚷着说：“火烧来了，还读些什么书？”他怎么办呢？第一是忙于整理被褥，说是“逃出了难，好有被褥睏觉”。一个人就动起手来。我和执信等说：“要预备走，还是先搬书罢”！何以呢？凡是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无论到何处，租被褥是不成问题的：既清洁，又廉价。可是古先生不回答什么，只急得跺脚，不住的说：“火烧上来了，你们这样的镇静么”？这一次，火终于没有烧上来，古先生算是白忙了一场，但我们并不能以古先生的着急为无意义，实在是反衬出了古先生的“一生谨慎”，“处事不糊涂”。
辛亥革命之前，古先生很同我们一起做秘密工作。在广州方面，广东法政学堂，是我们同志的大本营，一切运动的策源地。当时先生任法政学堂编纂，也是暗中主持的一人。与执信联络组织民军，尤著有劳绩！革命以后，我被推为广东都督，古先生则继执信而为核计院长。琼崖民军叛变，以古先生为琼崖绥靖处总办，偕李登同同志等往平之。当时古先生做总办，很想尽力于开发琼崖，拟具详细具体的计划，建议开海口为商港，可惜时局未安定，袁逆叛迹日彰，广东的情势，也渐渐地转变起来。
民国二年，南京，江西，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义师，一相继发动，古先生与执信很努力促陈炯明响应，然后和我一起到上海，想帮同总理策应各省。刚遇陈英士先生攻击制造局不下，黄克强先生弃南京不守，我们三人就请总理回粤主持。不料在回粤途中，得接陈炯明部下变乱的急报，总理知大势已去，和我折回东京；古先生仍回香港，专与执信等策划关于港粤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