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所闻否?”先父答：“我看绝无此事”．总理才得释然．由此可知所谓“元老派与太子派不合”之说，更是捕风捉影之谈．
先母早年·参加起义
在家庭里面，先父的内心也不是十分愉快的．他幼时曾从先伯父自修，全家生活多靠先伯父支持，我在上文曾经说过．迄後，他参加革命，未治家产，先母和我仍依先伯父为生．再加上先伯父虽然一向从事商业，未在政党方面任职；但对革命仍赞助不遗余力．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变後， 总理、邹鲁等先生在香港设立机关，筹划讨伐陈逆事宜，先伯父曾代筹军费七万余元．因此种种，先父对先伯父不但怀有一份感激不尽之情，而且备极尊敬．民国十三年，先父重回广州，就任大本营总参议後，仍住在先伯家。於当时广东的很多捐税都是招商代办，若干经营商业的同志也参加承包．先伯父亦承包屠宰等项捐税．先父的内心不愿意先伯父经营与政府有关的商业；但捐税制度既系如此，其他同志均可向政府承包，先伯父依照政府的规定而取得承包权，先父自不便有异言．因而只得在心里面苦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