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深秋，红色巴黎的清晨带着一丝凉意。
塞纳河畔的码头工人早已开始忙碌，蒸汽起重机的轰鸣声与驳船的汽笛交织在一起。河面上漂浮着几艘挂着红色旗帜的巡逻艇，水兵们警惕地注视着来往的船只——自从最高革命委员会接管政权后，巴黎的每一处港口都成了军事管制区。
街道两旁的建筑上，鲜艳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商店的橱窗里，商品琳琅满目，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货架上的轻工业品并不充裕——棉布、肥皂、玻璃器皿等日用品供应紧张，许多货物需要凭票购买。
“每人限购两磅肥皂，凭工人证领取。”一名戴着红袖章的店员站在杂货铺门口，对排队的妇女们喊道。
“怎么又限购了？”一位女工抱怨道。
“没办法，煤炭供应不足，肥皂厂产量减半了。”店员无奈地摊手，“燃料优先供应兵工厂和铁路。”
不远处，面包店前也排起了长队。尽管革命政府没收了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并分给了缺地少地的农民，但因为鸟粪肥料的短缺让今年的收成并不理想。
“每人两磅面包，儿童可额外领取半磅牛奶。”在一间面包店内，店员机械地重复着，身后的货架上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了最基本的法棍和牛奶。
尽管如此，巴黎的工人们仍然比过去过得更好。八小时工作制让他们的休息时间多了，义务教育让他们的孩子能上学了，最低工资让他们不必再为明天的饭钱发愁。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日子并不稳固。
街角的咖啡馆里，几名穿着考究的绅士低声交谈，他们的目光不时扫向街上的巡逻队。
“听说里昂的许多工厂主上个月逃去了瑞士……”
“嘘，小点声，安全委员会的人到处都是。”
巴黎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不再公开反对革命政权——至少表面上如此。但是在私下里，许多资本家却在悄悄转移财产，甚至暗中资助流亡在科西嘉的保皇党。
人民宫，就是原本的杜勒伊里宫——这座昔日的皇家宫殿，如今成了红色法国的最高权力中心。
大厅内，长桌两侧坐满了最高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用红色和蓝色标注着两大军事集团——“北约”与“华约”。
外交委员卡尔·摩尔站起身，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同志们”
摩尔的分析结束后，委员们纷纷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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