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春秋》因鲁史之旧文，有可损而不能益。”允矣。夫不能益，则传闻、所闻、所见，辞无可异。而或益也，夫子作《春秋》，定大法，无所避就；而有所避就者，不以其知之夙而侵史官之职也。故传闻、所闻之不益，非惧其不确也，所见确矣而不益，史有其司，圣人不以意侵之也。不以意行，故曰“无意”；不以我侵人，故曰“无我”。善言圣人者，即于此而得之矣。
故王室之乱，自言其乱，猛、朝、敬王之备记其始末，皆鲁史之旧也。公孙于齐，迁之晋，其“次”、其“居”、其“在”，纪之已详，亦鲁史之旧也。昔者王子颓之乱，志齐之伐卫，而尽隐子颓之实。叔带之乱，志天王之居郑，而不著复入之事。或曰：颓之乱，齐平之；带之乱，晋平之；鲁未有事，而史不详。乃猛朝之乱，鲁亦未有事，昭公出，意如不自保，夫岂暇为王室忧？
而旧史犹详之，《春秋》不损，何也？当时晋不能伯，无能奉敬王以靖乱，而天下之人心戚矣。昭公出，季氏不敢立君，日锢公于外，而以逆公以为名，国人未忍忘也。国人未忘，而公卒不返，鲁国之人心戚矣。
心之戚，故志之详。衰在王室，失职在伯；罪在强臣，过在昏主；崇货忘义，在齐、晋之执政。史臣无所取裁，乃孤伸其意以立文。
圣人之于《春秋》也，下失道则挽权于上，上失道则取衷于下。鲁之史臣内戚其君，上戚天子，志之弗谖，言之不忍略。圣人以是为不可损也，即人心，立大法，专用民志，以存天彝。以为有变例而特书，启王通、《元经》之妄作，诬矣哉！
二十七
事之未败则人竞其说，事之已败则败者徒咎。夫人之欲避咎，则无如其避事之得矣。避之于事先，便以归咎于任者。呜呼！何进、景延广之以其身为咎府，而田丰、李纲之挟败以为名，复谁与之为淄渑哉？
事未败而两说疑，否彼而可此者，未尝有固可否也。人之所可，从而否之，其否之也力，而自可也不力。非不力也，无固可者，必将居于不力之地，假人以胜，而便咎其败也。天下之祸，莫大乎议事者有幸败之心，先居于竞之无力，授人使败，而己避之。
匪然，天下亦安得亡国之与败家哉？及事之败，咎不我尸。咎既有归，然后以无征而持其固可，立为定论，垂于后世，说淫辞坚，而追论者信之。
如“昭公弃晋主齐”之说，放于数千年而莫辨其诬，乃不计昭公方出之日，孰为谋而以主晋为固可邪？昭公之未奔也，七觐于晋，劣得成礼，一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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