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
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阙，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
二
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
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犹知假义以为名，仗正以为功。战国名义荡然，攻斗并吞，相诈相倾，机变之谋，唯恐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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