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参因萧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权于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将何为哉？鲁两生曰：“礼乐百年而后兴。”唯惠帝之时言此为宜尔。周公之定礼也，流言未靖，东郊未定，商、奄未殄，不遑及也。
参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时，乃欲矫草创之失以改易一代之典，则人心不宁而乱即于此起。易于益之初曰：“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无吉而后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风风淫于上而雷迅于下，其吉难矣。
夫饬大法、正大经、安上治民、移风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质焉，有文焉。立纲修纪，拨乱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则者，其本也。
缘饰以备其文章，归于允协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积也。文者，非一端之饰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缓者，其本质也。俟时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
高帝之时，不可待也，而两生之说非矣。无以植其本，则后起者无藉也，而锢人心风俗于简略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虽有其志而无其征，虽有其主而无其臣。故迄乎武帝，仅得董仲舒之疏漏；而曲学阿世之公孙弘者且进也，不足以有为矣。此高帝不夙、两生不出之过也。
惠帝、曹参之时，不可不因也。有周之遗文，六国之遗老，虽有存者，可与釐定萧何之法、叔孙通之礼，以折衷三代，昭示来兹；而母后悍，权奸张，内难且作，更张未几，而祸发于中，势将指创制显庸为衅端，天下抑且以修明制作为戒。其弊也，诗书道圮，俗学苟容，人心趋靡，彝伦日斁，渐渍以益流为偷薄，所必然矣。
呜呼！方正学死，而读书之种绝于天下，则汉之犹有贾、董、臧、绾以存古道于百一者，非曹参有以养之乎？故唯曹参者，可以因也，时也。前此而为高帝，当敦其质，后此而为文、景，必致其文，时也。两生傲而不出，文、景让而不遑，违乎时，违乎道矣。
二
语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书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竞以德也，非竞以兵也。诗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二阳于四五，而分四阴于上下。阳，文德也；阴，武功也。近九五者阳，而屏阴于外，内文外武而不虞以戒矣。
汉聚劲兵于南北军，而兵积彊于天子之肘腋，以是为竞王室、巩邦畿、戒不虞之计焉。然天子岂能自将之哉，必委之人。而人不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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