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声逐色、黩货淫刑，其恆也；持禄容身，希旨献谀，而不敢触犯人主、乖忤宦妾，其恒也；生事徼功，掊克兴利，以召天下之怨，其恒也。
乃自元和以来，至穆、敬之世，所为小人者术益进，而窃忠贞正大之迹以制天下，而不得以为非，后世诵其奏议，且将有味乎其言，而想望其风采。呜呼！至此而小人之奸可胜诘哉？
李吉甫之始执政也，以推荐贤才致天下之誉，上国计簿，以人主知财用之难而思节省，尤大臣之要术也。其他则媢疾导谀，心违其言，不可胜道矣。
元稹、李宗闵起而对策，诘吉甫之奸，推奥援之托，堂堂侃侃，罢黜不以为忧，充斯志也，何有于崔潭峻、魏弘简、王守澄之刑余？又何有于李逢吉、王播之贪鄙？言之也不怍，尤不惧也。一旦改面而事佞倖以傍趋，有倍蓰于吉甫诸人之为者。观其始进，览其遗文，亦恶知其灭裂之至于此哉？
若夫刘栖楚者，则尤异矣。敬宗晏朝，百官几至僵仆，栖楚危言以谏，至于以首触地，流血被面而不退，迹其风采，均等朱云，固李渤之所不逮也；王播赂王守澄求领盐铁，复与独孤朗等延英抗论，尤不畏彊御、鉏奸卫国之丰标也；而栖楚之为栖楚何如邪？奸谄之尤，而冒刚方之迹，有如此夫！
然其所建白，犹一时一事以气矜胜耳。至于牛僧孺而所托愈难测矣。韩弘荐贿，中外咸食其饵，而僧孺拒之，其律己也，君子之守也；悉怛谋据地以降，李德裕力请受纳，而僧孺坚持信义，其持议也，君子之正也；则且许以果为君子，而与于帝王之文德，以无忝于大臣，固无多让。而僧孺之为僧孺又何如邪？
结李宗闵为死党，倾异己，坏国事，姑自戍削以建门庭，而雠其险毒，又如此。
夫穆、敬二帝虽曰淫昏，而是非之心未能全泯，故此诸奸者，亢厉自饰，而揣无诛殛之忧，唯是冒忠直正大之迹，欺天下以自容于公论。
盖自唐中叶以后，韩愈氏依傍六经之说以建立标帜，则非假圣贤之形似，不足以鼓吹后起之人才为之羽翼。因时所尚，凭其浮动之气、小辨之才，而栖楚且为忠戆之领袖，僧孺且为道义之仪型。
小人之窃也，至于此而穷工极变，上欺人主，下欺士民，延及后世，犹使儒者史臣以周公不享越裳、春秋不登叛人之义滥许僧孺，而栖楚叩头流血之奸，无有能摘发之者。
呜呼！小人之恶滔天，尚谁与惩之哉？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之仁，正其不仁之甚者，辨者不可不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