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集中到这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手里。如此，所成就的仍然不会是有机的社会，仍只是有群众而无社会。
五四运动的起来，是基于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心的觉醒。用傅斯年的话说，“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这种基于各个人的责任心而起的运动，才是真的社会运动。沿着这个方向扎实做去，才会成就一个有机的社会。相反，若是在大众还没有自觉的责任心的时候，少数人乘社会某种失控失序的情况，用一些响亮动听的口号把群众鼓动起来，那是不可能真正造成有机的新社会的。
这一时期，傅斯年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
他提出：改造社会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造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
在对五四运动的思考中，傅斯年认为社会的改造、社会的进化，不能“跳墙”，即不能超越必经的阶段。他说：“兼程并进的进取，何尝不是中国此刻所要求的。不过，分别看来，快走则可，隔着个墙跳过去则不能。我以前很觉得跳墙的进取最便当。现在才知道社会的进化不能不受自然律的管辖，……”
傅斯年在其改造社会的思考中，提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他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时，所写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显然，傅斯年认为，社会具有制约政府的功能。正因为中国无社会，因而无制约政府的力量，才使专制制度垂二千年而不亡。
他指出：“专制是和社会力量不能并存的。所以专制存在一天，必尽力破坏社会力。”
没有一个足以制约、监督政府的社会，打倒专制、追求民主的口号喊得再响，或者用暴力打倒再多的“专制者”，结果仍摆脱不了专制。这是相当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