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发表后，傅斯年不久又发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
后者虽然在总体上与前者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从创建现代新史学的立场出发，有些思想和观点则更为深入，有些提法则更为明确，从而更加奠定了他所领导的“史料学派”的理论基础：
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为客观的史料学。
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为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样的事业。
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到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其中心思想即是“史学便是史料学”。
“中央史语所”考古学领军人物李济说：“他（傅斯年）告诉研究所的同仁一个原则，要大家找新材料。他说，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他这一原则我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到现在还一直遵守的。”
傅斯年的挚友罗家伦曾说：“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地位。这自然是经由许多学者协力造成的，可是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
杜维运在《傅孟真与中国新史学》中认为：“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
二十世纪初，北平出现了两个国学研究机构，一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二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内大批学术精英加盟其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但在“中央史语所”成立前夕，北大国学门因政局动荡，经费困难，研究工作陷于停顿。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也于一九二七年王国维沉湖自尽后宣告结束。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中国文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正值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