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的施行， 使大学毕业生在国内继续研究学习的人数显著增多， 客观上增大了研究所的社会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 因战乱一度停顿的各高校研究所纷纷恢复活动。
北京大学迁至昆明后， 教学、科研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但是文科研究所却迟迟不能恢复。因为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规定， 研究所的存续需要同时满足“经费充足”“图书仪器丰富”“师资优越”三方面的条件。
而北京大学除师资优越外， 其余两条均难以达到要求。当时北京大学条件极差， 教室连课桌都没有， 图书毁于战火、设备就更谈不上了。至于经费，连维持本校的日常运转都很勉强。也就是说，单纯依靠北京大学自身的力量，恢复文科研究所，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无论从国家文化建设的大局出发， 还是为北大自身学术发展考虑， 恢复文科研究所又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是运气的， 这时候，恰巧中央史语所迁至昆明， 与北京大学等高校成为邻居， 从而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做为中央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抗战前在北京大学任教，无论身在何处，傅斯年可谓一直心系北京大学。
抗战爆发后， 傅斯年力促西南联大的成立。据罗家伦回忆:“在抗战开始的时候， 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主张，是孟真出的， 他为西南联大， 颇尽维护之能事”。
当西南联大迁至昆明时， 图书在战火中损失殆尽。图书对于大学，有如生命，前面提到过， 傅斯年和他的图书室曾为西南联大师生读书，提供了怎样便利。
大学毕竟培养的是通识之才， 如果文科研究所不能恢复， 一方面， 高层次的人才将无法培养。 另一方面， 史语所长期以来施行的从北京大学选拔研究人员的拔尖政策也将断档。
1939年上半年， 傅斯年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人经过反复磋商， 决定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进一步加强中央史语所和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等领域的合作。
首先，成立管理机构。按照1934年北京大学颁布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暂行规定》， 各研究所所长由该院院长兼任， 故文学院院长胡适任研究所所长。
抗战爆发后， 胡适远在美国， 经傅斯年与蒋梦麟商定， 胡适出任名誉所长， 傅斯年任代理所长， 全权负责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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