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至1944年两年间，他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两部巨著相继在李庄石印出来。居延汉简研究是国际汉学界瞩目的重大科研课题。
李霖灿写出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和《麽些标音文字字典》。
李光涛醉心于明清档案的整理，治史重细节考证。他和王崇武等整理的内阁大库档案及《明实录》，只是因缺少印刷条件未及刊印。后人有评价，明清档案整理是建立新史学的奠基石。
语言组一到李庄，就制定了“将中国语史、现代方言、西南土语等全部作科学的整理”的工作宗旨。他们的研究，对于重建中国现代语言学，对于在国际语言学界的话语权，对于语言学与人类学、人类社会文化史的沟通等方面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板栗坳没有听音室和听音设备，但李方桂仍坚持“非汉语语言学”研究。他每月召集年轻的研究人员练习记音，告诫学生，“记音的技巧和准确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
他带着学生和助手，冒着生命危险到云南、贵州进行了汉语方言、傣语、壮语、藏语等调查。
董同龢、马学良、张琨等一批年轻语言学者，就是在李方桂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董同龢到李庄刚好三十来岁，在农舍里的一张神龛上，他继续汉语音韵史研究，1944年石印出版了《上古音韵表稿》，修正了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诸多看法，后不久又一研究成果《汉语音韵学》出版，这部书被称之为“天书”。
马学良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语言专业，他的《撒尼倮倮语语法》一书在李庄完成﹙现倮倮改称彝族﹚。这是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语音学传入我国后，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至今仍是学习彝语和彝族文化的重要资料。
1941年至1943年，考古组在吴金鼎的主持下，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进行清理发掘，为汉代和五代十国时间的考古研究，为中国考古史续写下了新的篇章。
李济在李庄写成《殷墟器物甲编:陶器》、《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国民族的起源》等中英文著作。梁思永、董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在李庄石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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