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流的大学”。
很显然，第一流的大学首先要有第一流的教授，正如傅斯年的恩师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所说：“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傅斯年在心底，已经是把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当成了台大的模板
但是，傅斯年的“人才集中”战略难度很大。战火不断，政局动荡，众多大陆学者才安居未久，不想再迁徙。因此，傅斯年不仅未能邀请到一些著名学者赴台任教，连一些原在台大任教的著名学者也未能留住。如动物系主任朱洗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于1949年初回到上海，未再返校；数学系姜立夫教授与土木系陶葆楷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于1949年暑假离台赴穗，任教岭南大学；政治系萧公权教授（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则于该年底前往美国；植物系主任李惠林（中研院院士）也于第二年暑假后前往美国……
傅斯年曾给他至为佩服的老友——陈寅恪发了聘书，并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但陈寅恪最终却选择长留岭南。
不过，这难不倒傅斯年，因为他手中毕竟还有一张王牌，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中研院14个院所中，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唯一一个整体迁台的，或许这全赖于所长傅斯年强大人格魅力。
再加上陆续渡海迁台的部分学人，1949年2月底，台湾大学的教授终于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班子，史学系有张贵永、方豪、李济、姚从吾、刘崇鋐、劳干，中文系有董作宾、伍俶、毛子水、孙云遐，外文系有英千里、沈亦珍、张肖松，物理系有周长宁、陈尚义，法律系有梅仲协、曾伯猷、林彬……可谓人才济济。
傅斯年还有一招：借。他跑到台湾师范学院，找院长刘真商量“借将”，于是延揽到岳长奎、范传坡等几位教授。而台大教授如沈刚伯、台静农、劳干、屈万里等人，也开始到师院兼课。
作为校长，傅斯年当然明白，纳新也要去旧。对于不能胜任教学的教授，傅斯年就将其转聘为图书馆编纂，聘期满一年后不再续聘。据统计，两年时间先后有70余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告别了台湾大学。
一流大学还需要有一流学生。一流学生的入口自然是考试。在民国，拒绝请托的教育家大有人在，但没有人可以和傅斯年的压力相比。当时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党军政官员及工商学界携眷赴台者甚多，其子女急欲入学就读，流亡台湾的其他学生亦众多，而台湾大学是官商子弟也是有志青年求学的首要目标，这大大增加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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