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很久。直到八月底，又接到湖广和陕西两地军事失利的奏报，他才下最后决心，命司礼监秉笔太监替他拟了一道给杨嗣昌的谕旨。他提笔改动几句，再由秉笔太监誊写在金花笺纸上，当天发了出去。那谕旨写道：
间者，边陲不靖，卿虽尽瘁，不免为法受罚。朕比国优叙，还卿所夺前官。卿引愆自贬，坚请再三，所执甚正，勉相听许。朕闻《春秋》之义：以功覆过。方今降徒于纪，西征失律；陕寇再炽，围师无功。西望云天，殊劳朕忧！国家多故，股肱是倚；以卿才识，戡定不难。可驰驿往代文灿，为朕督师。出郊之事，不复内御。特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卿其芟除台贼，早奏肤功！《诗》不云乎：“无德不报。”贼平振旅，朕且加殊锡焉。
过了一天，崇祯下旨恢复杨嗣昌原来的品级，赐他精金百两，做袍服用的大红纻丝表里四匹，斗牛衣一件，赏功银四万两，银牌一千五百个，纻丝和排绢各五百匹，发给“督师辅臣”银印一颗，饷银五十万两。宫廷和主管衙门办事从来没有像这样迅速，崇祯本人也很少像这般慷慨大方。杨嗣昌深深明白皇上对湖广和陕西军事有多么焦急，而对他的期望是多么殷切。他当天就上疏谢恩和请求陛辞，并于疏中建议七条军国大计。崇祯对与杨嗣昌的奏请，无不一一应允
杨嗣昌离京之后，沿路不敢耽搁，急急赶路。轿夫们轮流替换，遇到路途坎坷的地方他就下轿乘马。每日披着一天星星启程，日落以后方才驻下。每隔三天，他就向朝廷报告一次行程。自来宰相一级的大臣出京办事，多是行动迟慢，沿途骚扰，很少像他这样。所以单看他离京以后“迅赴戎机”的情形，满朝文武都觉得他果然不同，就连平日对他心怀不满的人也不能不认为他到襄阳后可能把不利的军事局面扭转。至于崇祯，他平日就认为杨嗣昌忠心任事，很有作为，如今每次看见杨嗣昌的路上奏报，感到很大欣慰。
当时从北京去襄阳的官道是走磁州、彰德、卫辉、封丘。开封、朱仙镇、许昌、南阳和新野。他在开封只停留半天，给地方长官们发了一道檄文，晓谕朝廷救民水火的“德意”，勉励大家尽忠效力。二十九日夜间到了襄阳，以熊文灿的总理行辕作为他的督师辅臣行辕。在他从开封奔赴襄阳的路上，他用十万火急的文书通谕湖广巡抚、郧阳巡抚以及在荆、襄、郧阳和商州一带驻防的统兵大员，包括总兵、参将将和监军，统统于九月底赶到襄阳会议，并听他面授机宜。这些火急文书都交给地方塘马以接力的方法日夜不停地飞马传送。宁可跑死马匹，文书不许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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