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报由通政司负责传发，16世纪中叶以后，明朝政府允许民间自设报房，在封建政府的监督下，编选一部分从内阁有关部门抄来的一部分邸报的稿件公开发售，这一类报房大多设在北京。它们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京报”（有时也混称“邸报”。报房在京城，又从京城向外传发。内容由皇帝谕旨，朝廷政事，官吏的奏折三部分组成）。报房出版的“京报”有报头。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以后，普遍使用活字印刷（明末邸报的活字印刷是我国新闻传播技术一大进步）。出版和派送京报，从明朝中叶起，成为一项公开的职业。明末的“京报”曾经刊载过社会新闻。邸报贩卖商人形成了更大的售卖规模，甚至出现了印局和报馆，直至万历时期南北“报馆”甚多，且多为民办，这些商人相互竞争，甚至直接买通某些官员的小厮或司礼监的太监，将奏章内容提前透漏出来以供贩卖，他们是至今可考的最早的“狗仔队”。邸报等原始报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明朝政府的信息透明度和民间团体的参政性。
财力雄厚的宋友亮要办报纸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以当时印刷书籍的成本来说，一厘银子可以印两到三页，如果一份报做成八个页面的大小，印刷成本也就是两三厘，再算上其它的费用，每份卖一分银子，应该可以保本了。登州府人口有二十多万，但是大部分是文盲，断文识字的人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算来也有八千来人。这八千人中有一成人愿意买报纸，就有八百份的发行量。
一天八百份，每份银一分，总计八两，此外还需要探听消息的包打听、编写的编辑、排版的工人等等，按照这样办报纸，铁定是亏本的。不过宋友亮不在乎这点钱，比起掌握舆论导向和话语权，这点钱不算什么。
当然，媒体的舆论力量是把双刃剑，为了有效地控制媒体，确保这些报纸成为自己的喉舌，宋友亮专门成立了一个宣传司，齐鲁报馆依旧日后所有开设在登州境内的报馆、印局，统统要到这个宣传司来备案登记。同时，报馆雇佣的包打听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和甄别的，除了在其中安插了锦衣卫番子，这些包打听也要参与到情报收集工作中来。后来，宋友亮干脆让锦衣卫百户司徒弓参与其中，齐鲁报馆成了舆论宣传和情报收集的结合体。几百年后，脱胎于齐鲁报社的情报部门变成了全球最大也是最神秘的部门，常年拥有上万名情报人员和遍布全球的四百多万线人。
很快，齐鲁报馆的第一期报纸就发行了，报纸的名字叫做《齐鲁新闻》但是售价却不是一分银子，而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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