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是时人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
江西铅山的费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由经商发家，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培养子弟读书，使得大批家族成员都进入政府内部。《族谱.孝友.谦十四公事实》卷首记载：‘’谴十四公讳广成，……学小贾给母自治，……乃后数年，三致千金之产，’为家族今后长远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费广成死后，其二子：一经商，一业儒。长子费荣祖‘承父之业’，据称经商时‘积阴德行善，好赈人之急’，……四世费应麒继承父母未竟之业，一面经商维持生理，扩大家族财富，成为远近颇有名气的商人，……，一面延请名师教授子侄，……，膝下五子，三人习举子业，二人治理家务，在家族内部实行分工。以后费氏家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进入政府担任高官的层出不穷，其中包括了曾经担任嘉靖初期内阁首辅的费宏。
再有比如曾经担任过明朝兵部尚书的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就是大商人，‘公蒲善士，为养而商也，生财而有道，行货而敦义。
再比如中了进士，担任陕西右布政史的徐节的父亲徐息也是山西的大商人‘逐盐荚之利’‘积赀巨万’”
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上说，东林党人也统属于这一阶层。比如东林党的主要领袖顾宪成,高攀龙。
顾宪成的父亲，当过酒人、豆人、饴人、染人、破产之后，‘遂迁回泾里卖浆’”，是典型的工商业者，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看另一位高攀龙，“高攀龙祖父高材，父亲高梦龙从事于经营放贷。但高攀龙过继给祖父的弟弟高校为子，所以和父亲成了兄弟关系，高校治生产米盐，以其赢与里中交质为什一息”，同样是典型的工商业家庭出身。.
事实上不仅大量文官出身于工商业家庭，而且明代许多文官本身在进入仕途以后，依然没有放弃工商业活动。
“嘉靖年间学者唐顺之指出，当时徽州‘即阀阅家不惮为贾’[200]。文学家归有光说，当时徽州‘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此外如“东林党的著名人物汪文言本身就是徽州巨商”
明朝官绅经营的工商业有：
借贷。从戈谦的《恤民疏》中，我们知道洪熙时官吏已普遍于所部内经商借贷
质铺，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文人，官员王世贞的父亲祖父就从事这个行业，‘元美席有先业，家亦巨万’‘一年子钱三十万，尚不若往年也’
官肆，这应该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办理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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