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是他钻的，链子也是他自己穿的。
拨片是秦一隅的。
这是他巡演第一场安可时扔到人群中的。很玄妙的是，那么多人伸手去抢、去接，谁都没接到，那枚拨片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可南乙回家时，脱下外套。
咚——
拨片落地的声响。
他握紧了项链，对父亲笑了笑，又伸出大拇指，微微弯曲了两下。
[谢谢。]
失而复得是件好事，可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随身戴着，而是连同盒子收进口袋。交完费的母亲折返回来，三人一同去做了检查，在医院花了一下午时间，依旧没有得到一句准确的、肯定的答复。
这样的事他们早就习惯。
为了给外婆的枉死讨一个公道，父母四处奔走，殚精竭虑。怕影响南乙，他们很少在他面前提。无论是求助媒体，还是举大字报抗议，父亲从没带过他。只要在家，他们就会给南乙一个和美的、与仇恨无关的氛围。
但他太聪明，小时候放学时，只要看到是舅舅来接，就知道爸爸妈妈又去“想办法了”。
10岁的某个深夜，母亲接到电话，带着他匆匆赶到医院。在急诊病房里，父亲躺在床上，血从他的耳朵往外淌，染湿了床单和围巾。
站在门外的他，靠一些只言片语拼凑出答案——被殴打、擦伤、骨折，比起这些，最严重的是突发性耳聋，需要立刻做人工耳蜗移植手术。
那一刻，南乙想起前几天语文课上的命题作文——我的父亲。他一向不擅长写作，但那篇偏偏得了高分。老师让他当众朗读，他别扭地快速读完坐下，同桌投来羡慕的目光。
“原来你爸爸是同声传译啊，好厉害！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开会的时候给外国人翻译，特酷！”
走廊的消毒水味刺激着他的鼻腔，酸涩难忍。
求医这事一直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坎，从没顺利过。
术后，父亲感染了严重的并发症，植入失败，而自体耳蜗也完全被破坏，彻底耳聋，几次补救、治疗，仍旧无可挽回。
他偶尔还会去看之前父亲参会的工作视频。那时的他身着正装，专业、自信，和如今在小面馆里沉默煮面的中年人判若两人。
北京，港城，北京，7岁，14岁，18岁。在城市与城市的周转间，时间和时间的覆写下，这个家庭被磋磨到只剩一根尖刺，孤独地闪着寒光。
“别这么大压力，反正咱们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