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生活绝不仅仅停留在金钱物质方面，尤其是对二十一世纪出生的人而言。
卢梭虽然没特别关注过但是也有感受的，甚至就局限在柯蒂斯而言中国学生也明显地更渴望成功成名，他们都有十分强烈的竞争意识，可恰恰就是这种过分而又局限的竞争意识让这些学生在柯蒂斯倡导强调的全面发展上遭受了局限，比如对人文课程的忽视。
杨主任承认了己方目前面临的一些初始阶段的局限，但也跟卢院长分析展望了严肃音乐文化未来在中国的发展会必然不同于欧美这种传统模式，因为那是一片极其肥沃广阔的文化土壤，虽然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荒废，但是等到了风调雨顺的年代，稍加耕耘灌溉之后那前面几千年扎下的深厚的而且从未断折根基必然会让大地焕发新生，西方音乐在这片土地上也将不仅仅是被模仿移植或者消费。
卢梭也越来越直白：“我想知道在杨先生的美好期待中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以及应该这样做的充分理由？”
杨景行几乎翘起二郎腿：“正如卢梭先生所说，对音乐我们都有责任，我想你对这个责任的内容认识要比我宽广的得多。当然跟职责密不可分的还有成就和荣誉，取决于我们履行了多大的职责。很多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会认为卢梭先生更加值得尊重，因为你的开明和贡献，我对你尊重将是长久的而不仅仅是今天。”
卢梭点头：“是的，责任……”
杨景行跟柯蒂斯钢琴系的会面晚了几分钟，好在有卢梭送他到格拉夫曼这边并帮忙解释了一下，虽然卢梭并没资格要格拉夫曼给面子。
钢琴系也没给杨主任什么面子，除了格拉夫曼就还有一个台湾出生的老师。台湾人将近四十岁，曾经也是格拉夫曼的天才学生，如果不是命运开玩笑生了一场大病导致肌肉出问题他现在可能也是陈群冠这样的人物，好在留校任教也很受好评，而且十分坚强地又能开一些小型演奏会并且获赞别具一格。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杨景行跟格拉夫曼已经有过一些渊源，格拉夫曼才的学生对杨景行的钢琴奏鸣曲进行过商业演出，他的以色列钢琴家好友还去过浦音并跟杨景行结下了些友谊。不过格拉夫曼这个看起来和蔼可亲的老头并不跟年轻人扯渊源，急不可耐地进入老熟人状态后就翻出《友谊变奏曲》的谱子开始没有顾忌地说长道短，指着那些密集得几乎印刷困难的音符认为这里奇怪那里反常，这里让人疑惑那里又不明所以，就快用上贬义词了。
姜是老的辣，格拉夫曼根本不给杨主任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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