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情。”
短短几句话，却像压在办公室里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谢世齐半眯着眼，指尖在椅扶手上慢慢敲击着，像在敲打着心底反复权衡过的某种决断。
实际上，他心里早已有数。自治区层面早就放出风声，年底前，各下属国企必须完成一轮内部瘦身，留用人员要精、要硬、要能打仗。
标准，甚至比麦麦提和马文斌提出的还要严苛。
他为此犹豫过，反复思量过。
每次闭上眼，他都能看见，某些地区下岗潮中那些翻滚的身影——有人蹬着破三轮，沿街讨生活；有人摆地摊、做保姆，和进城农民工争抢最后的饭碗；
有人凌晨捡拾菜市场散落的烂叶子勉强果腹；
最黑暗的夜里，有全家大年三十包着有毒饺子一同寻短见的；
也有人在失控的绝望中，提刀闯进办公室，捅死了自己的领导；
还有踩着破单车送老婆去特殊场所上班，自己晚上再默默接回来的男人，面无表情地骑在刺骨寒风中。
那些画面，一帧帧嵌进骨头里，无法挥去。
可真到了这一步，他也清楚，如果不这么做，风能公司又能撑多久？靠什么去跟那些大项目、大资金角力？光靠苦撑，连拿下Vensys许可证的钱都挤不出来，还谈什么未来？
谢世齐闭了闭眼，仿佛压下心头最后一丝犹豫，低声道：“既然你们已经定了，就放手去做吧。有困难，有压力，我给你们兜着。”
麦麦提听了，心里反而松了口气。
对他而言，这种事必须当机立断，所谓不破不立，牺牲一小部分，成全一大部分，是时代必然要走的路。
他脑海中忽然浮现起一组早已烙印在心底的数据——1993到2001年，中国共有七千万人从国企或集体企业下岗，以一家三口算，直接影响了两亿多人。
那一代人的沉默、对于体制留恋的情结，在后来的年轻人口中，常常被轻易地解读成软弱、守旧。
有人埋怨自己的父辈不够果决，说如果当年敢南下闯荡，自己说不定就是富二代。
可麦麦提明白，所谓下岗，从来不是小品里那句轻飘飘的“我不下岗谁下岗”，而是真刀真枪割向琐碎与生计，动辄粉身碎骨。
所以，与那些一纸通知、寒冬散尽的悲剧比起来，这次风能公司的“分流”，已经是极其温和的处理了。
那些人被派往外协单位，薪资待遇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