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如果没有在什雷村的经历，我也不会对华人移民以及唐人街的历史有那么深的感触。作家陈村有一个很有趣的短篇，叫《给儿子》，以父亲的口吻引导‘未来的儿子’去自己曾经插队过的农村参与劳动、体验生活。
里面有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得不让自己飘了，你得有块东西镇住自己。也许，借父亲的还不行，你得自己去找。’——我当初之所以要去什雷村，而不是自己熟悉的故乡，就是想用距离和陌生感来‘镇住’自己。
幸运的是，我得到的远不止‘镇住自己的那块东西’。
所以与其说我在营销，不如说我选择让作品与读者坦诚相见，让他们看看什么造就了这部作品。
我知道你期待中的「新书发布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文学如果需要靠名流背书而非内容共鸣去赢得读者时，那才是真正的绑架。”
张潮精彩的回答赢得了现场的一片掌声。被他“驳斥”的记者也没有面露愠色，而是喜滋滋地笑着坐了回去。
顾琳满脸疑惑地看向师父，杨卫华叹了口气道：“你啊，还是太年轻。刚刚的问题其实不是‘挑衅’，反而是问出了普通大众想知道的答案，甚至相当于给张潮解了围。
这种问题，看似尖锐，实则圆滑。提问的和回答的，是有默契的。”
顾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这时又有一个记者被点到提问：“您在与旅美作家黎翊云的对话中，多次以‘母语写作’和‘民族情感’压制对方，现在又写了这么一部反应华人移民和唐人街的——
这是否在刻意塑造‘爱国文人’的个人标签，以迎合读者的情绪换取对销量支持？”
这个问题同样让顾琳头皮一麻，但是张潮却没有任何不悦的表示，只是淡淡地答道：“文学观念之争不是拳击擂台，所以‘压制’这个词并不准确，我更愿意将那个过程称之为——‘消弭分歧’。
不过我可以确认的是，语言的选择背后是文化的话语权争夺。当黎翊云女士用英文书写被异化的中国形象时，我会选择用母语捍卫叙事的准确性。
如果这被解读为‘爱国标签”，那我希望更多作家能拥有这种‘标签’——让汉语不再是被翻译阉割的附庸，而是承载本土经验的脊梁。”
顾琳松了一口气，又可怜巴巴地望向师父，杨卫华只能又解释道：“这个问题虽然看起来‘攻击性强’，但很明显是在张潮预设的框架里……”
记者问答进行了短短的20分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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