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大唐双龙传》的惊险；有高中时哑着嗓子学唱《光辉岁月》《大地》时的豪情……
香港的流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和日本的动漫、美国的大片一样，深深影响了像他这样的大陆“80后”，是小城、小镇青年们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
而知道更多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张潮则有着更不一样的情绪，他希望能把自己的思考带给这里的年轻人，让他们在逼仄的世界里，让精神不要跟着萎靡和狭隘下去。
也许有点理想主义——但文学如果没有了理想主义，那就是长篇广告了不是吗？
他的声音透过电视、电脑的喇叭，响彻了一个个小小的房间：“我知道，很多香港作家正经历‘劏房式创作’——在50呎的狭小世界里，既要写、诗歌养活理想，又要写专栏赚生活费。
但这也是文学的可贵之处——它从来不嫌写作的地方小，只怕心被框住。今天这座公园，就是给所有文学‘劏房’开的一扇窗——
让写作者在铜像旁晒太阳，让街坊在段落里散步，让游客在鲁迅先生的烟斗雾气中，也能闻见油麻地的烟火气。”
顺着张潮的介绍，大家想起这个小公园里确实设计了不少坐椅和小桌，既有独处一隅的，也有合围而设的，似乎真的就在欢迎那些写闷了的作者来这里小憩、放松。
张潮接着道：“昨天刚来香港的时候接受访问，有位记者问我，说‘张先生，你总说香港文学很特别，但香港作家写的东西，和大陆、台湾有咩不同？’
我的回答是，‘为什么一定要追求不同？文学特质的不同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土地自然会赋予作品以风格。’
文学不是比赛，非要争个高下；文学是桥梁，连接着不同的心灵。
西西写《我城》，是在寻找香港的身份；莫言写《红高粱》，是在追问土地的命运；白先勇写《台北人》，是在回望离散的乡愁。但无论主题如何，优秀的作品永远超越地域，直指人心。
香港的年轻人们，你可以写中环白领的焦虑，也可以写大澳渔村的黄昏；可以写赛马场的永恒欢呼声，也可以写老公屋天台不断的漏水声；可以学西西写《我城》的本土寓言，也可以学黄碧云写《血卡门》的生存与毁灭。”
说到这里时，张潮的声音突然放缓了，带上一点温柔，他知道下面的话可能有些天真，但是在2008年这个节点讲出来，似乎却十分恰当——
“此外，你们完全可以在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