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焙进京的当天，随行的文武百官也马上各司其职，进入工作状态。
他们是走陆路进京，比漕运快得多。
也没有带多少东西，就只是把南京衙署的公文资料以及各种图书之类的打包带过来，一路疾驰，归心似箭。
此番能跟着朱慈焙进入朝堂的，都是在顺治十八年坚持抗清多年的义士。
如张煌言、黄宗羲、王夫之、傅山、吕留良、屈大均、祁班孙、魏耕、钱瞻百、钱缵曾、潘廷聪、李谦汝、张履祥等等。
看似人还挺多，林林总总加起来这些文人得有数百人。
但相比于明末那如过江之鲫一般投降满清鞑子的官员，他们的数量真就是少得可怜，甚至想填补整个北京空缺的上千名官员都填不上。
因而朱慈焙便加紧让内阁及六部重新恢复秩序。
现在的当务之急有三件事。
一是让全国各地恢复治理，让百姓务农，商人经商，各行各业迅速进入生产状态，以缓解战争带来的生产力减少。
二是恢复各地官府的树立，重新恢复管理秩序，避免有人趁着没有官府后，趁乱违法乱纪。并且朝廷的各项政策和旨意，也需要各地官府传达。
三是肃清建奴鞑子余毒，处理各地逃走的建奴鞑子，再清算那些曾经给鞑子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
前两种都需要大量的官员来帮助朝廷进行治理。
偏偏到顺治十八年的时候，老一批文人和以前的官员大多都投靠鞑子。
新生代的文人，比如生于崇祯末年，长于顺治初年那一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教育就完全不一样。
三观被塑造为了忠于建奴鞑子朝廷，考的科举也是顺治十年之后的科举，脑子里装的与那些忠于大明，保留着汉人传统思想的文人格格不入。
这批人自然也就没法用。
新建立起来的大明就得大量罢黜那些满清官员，可递补的官员怎么来呢？
朝廷就只能大量搜罗那些隐居于民间，不出仕满清的文人。
明末清初的文人基本就三个派系，一个投降派，一个躺平派，一个反抗派。
如果说投降派占了的80%话，那么躺平派就占了19.9%，反抗派则可能0.01%都已经不到了。
毕竟大部分反抗派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基本上都已经被杀死。
因此在投降派不能用，反抗派则人数太少的情况下，启用躺平派也是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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