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年，也即公元202年，这注定是要被后世史学家的一年。
这一年，刘备攫取了曹操在官渡之战打出的战果，趁着曹操兵败之际发起了猛攻。
在原本历程中，袁绍兵败之后于这一年病死，曹操才开始了战略意义上的反攻。
而在这条时间线上，曹袁相争两败俱伤，反攻的人变成了刘备。
曹操这个一直压在刘备头上的阴影，似乎暴露出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其实曹操麾下并非是一团和气的，相权和皇权之争自不用说，其人的统治也是通过高压来稳固局势。
对上层统治阶级，曹操设立校事来监视文武百官的一举一动。
对于下层屯民，曹操便设立屯田校尉、典农官保证底层生产。
这在刘备军崛起之前，是绝对的乱世霸道之政，优于其他一切诸侯。
而在刘备崛起之后，这种霸道之举便越来越得不到下层民心。
原因也很简单，他给各方分配的利益并不够，屯田四六分，在以往可以杜绝苛捐杂税。
可这却极大的打压了农民的积极性，田地都不是自己的，屯民自然不愿意努力耕种。
这使得曹操麾下赋税减少，只得加强征税力度，往往比例达到了二八分的地步。
相较来说，刘备军虽然也屯田，但在耕作十年之后，就能赎回土地。
而得到自己的土地，就意味着除了徭役之外，只需要缴纳什一之税。
如此简单对比一下，农民就发现与其在曹操麾下当屯农，不如在刘备麾下当屯农。
同样，其麾下将士官吏因为校事的存在敢怒而不敢言，早有离心之意。
这两种状况加成之下，就造成了曹操麾下此时的乱象，各地贼乱四起。
这种乱象，自然也让地处长安的伏完看到了兴复汉室的机会。
自从半年前受命之后，伏完一度差点被曹操拷打至死，心中自然恼怒。
可他好歹也是在生死边缘走过一圈的，知道谋反这件事宜缓不宜急。
由是在看着曹操四面受敌之时，他也按兵不动，直到洛阳陷落，张白骑作乱的消息传来，他方才肯定时机已到。
此时正值建安七年七月初二，因奉曹操之令，荀彧发行小五铢钱，惹得民间怨声载道。
此举自然帮曹操筹集了大量粮草，可却也使得关中粮价飞涨，是时谷一斛需五千小钱。
百姓用钱换不到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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