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会产生巨大矛盾，征多征少，又或者谁征得多，谁征得少？
站在国王的角度，他肯定希望自己领地征得少，封臣领主征得多。
站在封臣领主的角度，却恰恰相反。
两者博弈，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博弈数百年，于是有了大宪章，有了三级会议，有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沈万象越说越胸有成竹。
这些欧洲的考察成果，他和王用汲在漫漫的五年行途中，不断思考，不停讨论，早就有了自己的思量。
现在说起来，自然是滔滔不绝，令朱翊钧刮目相看。
“英国的大宪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定了国王和贵族们的经济平等性，确保了贵族们的经济独立性。
由此也确定了西夷政治体制的特点，那就是国王只是贵族群体的第一位，而非超越贵族群体。
再说法国的三级会议。
参加者有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平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的代表，故名三级会议。
三个等级不分代表多少，各有一票表决权。会议召开时间不定。
法国每次召开三级会议，都是国家出现财政困难，主要职能之一是批准国王征收新税.
在臣看来，西夷诸国这些政治和社会现象，正好体现了皇上论述的两条真理。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经济是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一切的基础。”
朱翊钧心里暗暗点赞。
沈万象和王用汲对出使海外，游历诸国所见所闻的感悟，跟自己的理念非常相近。
不过人家是自己感悟出来的，自己是做资深公务员在网上当键政客，“广纳众长”学来的。
所以说，沈、王二人确实是大才！
不过两人有一点没说，可能他们体悟到，但是不敢说。
那就是大宪章和三级会议，不仅是妥协的艺术，更是权力的制衡。
在欧洲，它可以用来制衡国王的权力。
在大明，可以用制衡文武百官的权力。
欧洲势力最大的是贵族，国王是贵族第一位。
大明则是地主，皇帝是最大的地主。
欧洲贵族靠的是血脉继承，大明地主靠的是文化传承。
可以断嗣，但不会断根。
两者都可以生生不息，暗地里把控着各自国家的实权，直到新时代到来，新的生产力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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