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至今,官吏都并非人人能为，想要加入这个圈子，你必须已经在这个圈子里。从秦汉再到魏晋南北朝,所谓九品中正制、举孝廉等等,唐代虽开科举，但却也要行卷干谒,科举之完善兴盛,其实只在于大敏朝。但即便如此,若要参加科举，脱不开的便是要找人具结作保，要三代清白,非从贱籍出身,且虽有乡学、县学、府学,还有那各地书院,但一来学费不菲，二来开蒙读书这个环节却并无供给。便是天纵奇才,也至少要生在中等农户以上,方才有识字的机会,之后是否有机缘读书考学,那还是两说呢。
考科举做官是如此，为吏也一样自有规程,按于大郎的认识来说,不论是世代传承的职位，又或是有了秀才、举人功名之后，或捐或买,或由老吏援引,一样也有一个大前提,那便是他们原本就属于这个圈子。在乡里村里，也是能和吏员来往的架势人家。这一点对维持乡间村里的稳定其实是很重要的，中级班新开的论政课中，便有分析本朝政治得失的寥寥数语，其中有一句于大郎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即是大敏朝‘皇权不下乡’，乡间自有乡间的规矩！
那末，乡间的规矩倘若和朝堂的规矩冲突了呢？所谓科举，正是‘天下英雄，入我毂中’，这官吏制度，便是要把乡贤的规矩和朝堂的规矩统一起来，乡中大豪，任其多么桀骜不驯，一旦送子弟入仕考学，便不期然受了朝堂的教化，认可了朝堂的规矩！
既然如此，那么在科举上的限制也就有其来由了，权力只能在已经认可这批规矩的圈子中流转，也唯有确保乡贤人家的稳定，才能确保朝堂的稳定，倘若人人都识字，人人都可考科举做官，压根无需做保，那么天下该是如何的混乱景象？乡中人家，此起彼伏，你争我夺，恐怕天下比如今这外族入侵、苟延残喘的时刻还要更乱上几分了！
这些道理，于大郎从前并不能尽数明白，有不少是他在上了论证课后方才懵懂明白的，也有些则是从父辈的议论中偷师。买活军实在是不同于古往今来所有乱党，它令原本的读书人在这个制度下觉得格外的压抑，并没有‘习成文武艺、贩于帝王家’那欲拒还迎，暗藏的矜持和得意。
所有乱党起家之时，往往规矩混乱、令出多门、不成体系，正如昭烈求武侯、萧何遇刘邦一般，需要一个能懂得手艺的大管家为他们厘清规矩、划定赏罚，也就势将已流传了数千年的儒教引入新的武装力量中。也因此，每当群雄逐鹿时，新军阀是否拥有政治声望，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他对读书人是礼遇或是漠视。唯有重视知识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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