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由于个人性格，个人天赋和个人努力的完全不同，社会再次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大分层。
第一层就是各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人。他们要么在象牙塔，要么在深墙大院，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到。媒体人也算，他们只在电视里和报纸上。他们迎来了春天，很忙。
一出现在人群之中，举手投足，就像鹤立鸡群，掩藏不住。他们的收入未必有多高，但是福利好，知识多，气质好，“腹有诗书气自华”。
他们也基本上都是自我约束的道德楷模，向上生长。他们连瞟都不会去瞟一眼那些地摊货，地摊书和歪录像。他们的头脑，他们的精神世界，被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填得满满的。
以前读古代经典，现在学贯中西，他们享受到了改革的最大的精神成果。路过那些地方，他们绝对不会停留半秒，更不会去好奇，想去知道。出格的比例极少极少，都成了新闻。
新闻，本来就是极小极小概率的事件。
第二层就是商人阶层。他们嗅觉灵敏，勤奋努力，抓住机遇，享受到了改革的最大的物质成果，财富暴增。而他们文化水平却非常有限，除了法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他们。
他们的物质享受最好的，他们的精神享受最差的。正如冼锐所说:“现在的社会就这样，有钱就进卡拉OK，就去酒吧。你在一串红干了那么久，你又不是没有看到。”陷入其中而不自知。
很多人甚至还洋洋得意，觉得自己终于扬眉吐气，终于跑羸了全国。终于摆脱了贫困，终于可以高人一等。
第三层是工人阶层。他们已经在城市里生活多年，基本上分得清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只要钱足够，物质要好的，精神也要好的。他们会买国产名牌，也想买外国名牌，会买新华书店的正版书。
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不少，但是工资所能够购买的物质却不够多，书也读不太懂。为什么不像商人一样用好一点，像知识分子一样读好一点，说不定哪一天子孙后代就成了呢？
但是如果名牌出现了歪货，书店打起了擦边球，他们就未必分得清楚了。
有单位约束，有亲朋好友的约束，自身性格也保守。他们也没有那个胆，去做出什么出格的行动。
一般的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层。
第四层是农民阶层。老一辈人在故乡劳动，新一代进城打工。在物质上他们节衣缩食，在精神上他们只舍得看三元五元的通宵录相和便宜的地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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