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同事——也是凌波的邀请，我成了他创办的“一行广告策划公司”暨“一行影视制作公司”文字总监——两个诗人每天八小时凑在一起，可着劲儿要唱艺术-人文-市场三位一体的一台戏。戏的落幕是1993年12月26日毛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那天——凌波和我二人策划的“包装中山广场”巨型全景式现代公共艺术行动，在行政强力干预下的流产。诗人介入市场、反思社会、提升文化之梦的“破灭”，让我和凌波几个月面对面的诗意活化、思想激荡也嘎然而止。我不得不离开了大连。我们两个老友之间从“最近”这一端，开始摆荡向“最远”。凌波仍然在“海”里，我呢，既没有真正下海，也无所谓上岸，就在“海”的边缘徘徊着。两年之后，1995年秋天，我离开中国，去了美国。再一次与凌波相会，那已是11年后，2006年秋天的北京。凌波，依旧是在“海”上飘逸行走的诗人，内心的诗歌江湖依旧气象万千，那次我们在京城很畅快地喝了一台酒，诗性世界强大的弹性空间，又有几次把这台酒搬到了我人生“摆荡”中落到的香港——诗呢，有啊，此后我的手机里时不时收到凌波发来的。又有好几个年头了，若有一阵子不见凌波来诗，我会感觉失落了什么。我记起了诗人凌波早年的三行诗句：我这个人有点怪 / 要么走在最前头 远远地 / 要么走在最后头 远远地 想到这诗，我倒觉得刻与诗人凌波又一点儿不远。一点儿不怪。2014年4月于香港
《卡夫卡·朱前传》
作者：韩博
韩博简介：
前卫诗人，艺术家，戏剧编剧、导演，旅行作家。
美国爱荷华大学荣誉作家。曾参加200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2014年法国巴黎第37届英法诗歌节、2015年德国第十六届柏林国际诗歌节。
曾经主编《外滩画报》、《星尚画报》，以及瑞典、意大利、英国前卫时尚杂志《Rodeo》中文版等多种周刊、杂志。
如果卡夫卡活着，他或许会受惠于今日所谓的互联网精神：写你喜欢的，自然有人喜欢你。这是一种乐观的假设，甚至是过于乐观的假设。在他的年代，卡夫卡只是布拉格的囚徒，德语的囚徒，字纸的囚徒，他被他的存在规定，这就是卡夫卡式的困境。我不敢肯定，在今天，所谓信息社会的当下，那种困境会在多大程度上有所改善。信息的流动是扁平的，而卡夫卡是纵深的。信息流动的规模是否有助于偏爱向纵深处发掘的诗人觅来更广阔的时代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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