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你这样最亲密的朋友看到过的也都不多，像你说的那样，我在抽屉里完成了自身诗歌的转变。我觉得这一阶段的诗歌，是我诗歌写作的最高峰，像《预言的山坡》就是有了女儿之后写的，我开始真正体会到生命中喜悦的幸福和爱的光辉。
苏：你当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状态，其实那场飓风之后不只是你一个人，是一大批人都离开了所谓的诗坛，以沉默表达自己的态度。有些人从此彻底不写了，有些人写了也不再拿出来发表了。如果不是那场飓风，我可能不会选择留学，绝望使人怀疑和否定自己相信的过去。你离开牡丹江后，在大连居住应该有七、八年的时间，与诗歌相关的活动真的是戛然停止了吗？
朱：在大连谈好了接受的公司，我就回了牡丹江，第一时间找到报社领导，他们很开心，心想这个人终于滚蛋了，当然表达方式是祝贺我终于找到更好的出路，希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等等。过完元旦，我就去大连报到，去上班的印象特别深，早上要打卡，这在1990年算是很早的现代管理制度，过去我因为读书写诗习惯于夜生活，一般都是每天下午才起床，所以坐在办公桌前不断地打瞌睡，脑袋咣咣地往桌子上磕，最后部门领导实在看不下去了，说你这样吧，你先到洗手间去眯一会儿吧，大概经过三个月才慢慢地调整过来。
苏：可以说到大连后，是你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像前面说的你的生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和过去一刀斩断，主要是和诗歌一刀斩断，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朱：我到大连后，基本上跟诗坛的活动和诗人一刀斩断，除非像你这样因为诗成了兄弟的人继续保持联系外，我和诗歌圈真的没有联系，直到后来几年才偶尔写诗，写完以后也不会拿出来发表。
偶尔写诗是为了完成自身的精神循环
苏：一个诗人可以和所谓诗坛不发生任何联系，但我不太相信他会决绝放弃写作。
朱：偶尔写诗是为了我自身的一个循环，当然还有一些理由让我用写作来完成，比如在大连进入到商界，体会到物质和精神、财富和贫穷的巨大反差，这也刺激我另外一种写作的想法。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大连我结婚生子，真正体会到普通人的生活，体会到爱，体会到亲情，所以跟1989年的状态有着明显的区别，那时候是叛逆的个人主义的极端的灰色的，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温暖，开始有了平静。
苏：在1990年代，我们离开诗歌圈的时间差不多，我是1991年出国留学，1997年底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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