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木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始终没有开口。他深知这些事涉及他人隐私，分寸最难把握——想说的人自然会说，不想说的，强求反倒尴尬。
三个人就这样干瞪眼坐着，谁也没开口，不过最后还是王裕文有点熬不住了，把烟蒂掐灭，放在手里，直接道，“那我就直接说了，说起来当年那点事吧，我也是被人冤枉的。”
杨一木就是静静的听，并没有插话。
“这事得从十几年前说起了，那时候我在村里当计工会计，还是生产队的委员。可后来有人举报我‘长期欺骗组织，隐瞒资本家狗腿子成分'，开始就是不让干计工会计，生产队委也给撸了，我想不干就不干吧，没想到后来越闹越大，公社说把我送到干校学习，谁知直接给送去了河西劳改农场。就是在那里，我遇见了老张叔，一聊才知道，他竟是我的师叔。不过我算是幸运的，七九年就平反了。我打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家里穷得叮当响。快四十的人了，日子还是看不到一点盼头，实在是……过怕了。”王裕文苦笑着摇摇头，声音越说越低。
杨一木好奇的问，“看你也是个壮实汉子，要是能挣满工分，日子怎么也不会太差，何至于这般为难？”
王裕文欲言又止，最后一声长叹，“我在生产队当计工员的时候，从来都是秉公办事。可有些人记恨在心，后来他们得了势，我长年都是五六分工。想跟人家说理，可爷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死活不让。他们年岁大了，我也不忍心违逆。正好老张叔来信说这边缺人手，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