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折抵，他们也交不出来啊。
而且先秦之时，也就是商鞅之前，没有如此成法。当时一旦农闲，乡间小民以豪强宗族为依托，为了争夺水源也好，别的什么也好，经常私斗。这也是太史公在商君列传里明明白白记载过的。
每年两个月非服徭役不可，也是避免百姓农闲时精力太多滋生事端，可不仅仅有稳定税赋的好处，还利于地方的安定治理。”
鲁肃一番话，非常稳妥，把历史脉络前因后果、前人的经验教训，都盘点了一番。
连刘备听了，都觉得头头是道。
要不是对面是诸葛兄弟，让他觉得肯定有解法，刘备几乎都要赞赏鲁肃的老成持重了。
不过，既然知道对面是诸葛兄弟，刘备又岂会急着下结论？他都不用开口，只是眼神扫视诸葛兄弟那边。
诸葛瑾意识到了主公的垂询，就温文尔雅地开口辩析：“子敬所言，颇合人性。对古今利弊变革的理解，也算是传承有序、鞭辟入里。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距离当初制定‘百姓农闲非服徭役不可’的古法思想，已经过去四五百年。当时天下‘重农抑商’，百姓稀少，朝廷要教化引导百姓，都注重本业，除了种田之外，没什么别的可干，到了农闲时，不服徭役自然容易多有事端。
但先秦时，天下人口不过千余万，汉初高皇帝之时，人口最少时不过七八百万。但到了先汉末年，人口已过四千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本朝桓灵之时，人口也一度到了五千万。
地广人稀之时，只要百姓想种田，就能种更多的田。朝廷要扩张钱粮，自然要让更多人专注耕作，所以钱粮徭役都必须定死，不许互相折抵。
但到了人多地少之世，百姓就算想敞开了种田，也没有足够的无主荒地供他们开垦了。这种时候，让一部分人口可以专注于改行做别的，对朝廷又能有什么损害？
哪怕是平时要种田的百姓，只要在一个工商相对宽松的环境下生活，到了农闲时，他们也可以做点别的零工，只要他们擅长做的事情，所得比服徭役的抵扣钱多，那他们就可以多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