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级别上能是部/九卿级的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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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坚定了非用马谡不可的决心，诸葛瑾也就当仁不让地亲自去刘备那儿，给马谡求情。
刘备不是很懂文章，诸葛瑾给他大致看了一下之后，刘备只是觉得此人的文章太过惊世骇俗，而且对于权威、皇权的神秘性，没有半点敬仰。
怎么在此人口中，皇权和正统、德运也是可以跟钱粮账目一样算账来衡量的？
汉朝大部分时候都是王霸道杂之，法家的统治手法也会用，只是法家上不得台面，大家都是只做不说，心里明白就好。
而法家最讲究“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正统和德运如果可以计算，那还怎么做到威不可测？
当然了，刘备已经算是相当仁君的了，他对于法家那一套，只是理解，会用，但并不推崇。
饶是如此，他依然忍不住评价：
“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否则必然惹来祸端，将来可能会导致朝廷出现几派分歧互斗。”
诸葛瑾倒也有料到，连忙诚恳地说：“臣的意思，是只让这马谡一辈子研究学问，此番虽然可以将其取在较高的名次，但终身不可令其位列执宰。
如此一来，还有一桩额外的好处，那就是不给天下人留下‘要想位极人臣，则当初入仕之初就该考到最好’的印象。这第一次开科取士，对后世的借鉴意义会非常巨大。
如果陛下能让第一届取在最前的人，一辈子虽然清贵，但却一直以治学为业，而非揽权实政，那么将来的考生，也就不会太过于执着考试名次。学问好的，未必做官也最好，学问终究只是一个门槛，毕生的成就，终究要看后续的培养、历练、是否有为政的天赋。”
诸葛瑾小心斟酌着措辞，把自己的设计细细说了出来。
他对于后世明朝科举那些“大学士多出自一甲”的惯例，是非常不喜欢的。因为诸葛瑾作为现代人，他太清楚要想做事做得好，智商肯定得高，学习能力肯定得高，但往往不需要学习最最好的那几个。倒不是说学习好不重要，而是人的才干天赋都有侧重，如果非要学习好到全国前几名的程度，那么可以筛选的面就太窄了，其他方面的能力说不定会有短板。
读书能读到全国每三年前几百名的程度，那就够了，考中的人学习能力个个都不差的。后面就该看其他方面的本事，来实事求是决定谁该位列执政。
后世明朝科举最后卷成那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期大一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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