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直接或者间接接触的人员正式进入了隔离观察的状态。
涉及的范围包括二楼、三楼的打板厂和制衣厂，还有四楼和五楼的绝大部分出租屋，倒是慕慧娴的花店恰好春节歇业，她本人在正月初十以后也没有接触过阿四，所以并未划入“接触者”的行列。
中国人在大灾大难前坚决服从指挥的基因是刻在骨子里的，在短暂的茫然无措后，无论是厂子的员工，还是租屋的租客们都很快就接受了短暂失去“自由”的事实，且井然有序地服从着一条条指令。
大家互相帮衬，安抚彼此的情绪，适时地提出生活上的需求，“隔离区”内临时的规则被迅速建立起来，而所有人都在自觉遵守。
这与杨守安所看的那部电影恰恰截然相反，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人性阴暗的宣泄”，有的只是对强大社会制度体系无条件的信任，以及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善良。
因为原来的屋子已经被封锁，制衣厂的职工宿舍又没有多余的床位，作为“重点观察对象”的杨守安只能被迫单独住到了张叔的办公室里，所幸平日里张叔就经常以厂为家，所以各种生活设施倒也不缺。
躺在沙发上的杨守安看着天花板发着呆，他原本还在惦记着阿四的情况，可突然间却惊坐起身。
“完了，把明天要去上海的事情给忘了，要赶紧和清茹说啊，不然她在火车站等不到我一定会着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