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检察官约瑟夫·基南指着角落里的“Gestetner”手推式油印机心怀愧疚的说：“我们只能用这个复制证据，日本人销毁了大部分档案。”程墨白注意到，油印模板上被刀片刻意刮除的部分，这部分正是涉及天皇责任的段落，泛起油墨的酸臭味让他想起南京地下室里那些被焚毁的文件，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悲愤感。
他缓缓取出那本陈旧的笔记本，在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录着1943年在芜湖教会医院发现的运输物资清单：“4月15日，从长春至南京，20个木箱，标注‘疫苗’，但实际重量与疫苗重量不符……”这些冰冷的数字和记录，与日本战犯被告供词中的部队番号巧妙交织起来，形成了一条完整且坚不可摧的证据链，它仿佛是一把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指背后历史的真相，让所有爱好正义的人不寒而栗。
八月七日上午九时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显得庄严而肃穆，正式开庭后，当土肥原贤二被宪兵押上被告席时，全场所有人目光如炬，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程墨白作为中国检察团专家证人，身着笔挺的西装，迈着坚定的步伐出庭，他通过同声翻译，以沉稳而有力的声音向法庭陈述：“根据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3年4月的文件，所谓‘疫苗运输’实际是……”然而，话音未落，英国法官威廉·韦伯突然敲响法槌，宣布暂时休庭。程墨白敏锐地看见，韦伯将一张纸条悄悄递给书记官，透过半透明的纸张，可以隐约辨认出“证据不足”的英文字样，这不由得让他心中一紧。
休庭期间，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在洗手间里，借着水流声的掩护，低声对程墨白说：“注意看土肥原的右手。”重新开庭后，程墨白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土肥原，每当提及天皇，土肥原的小指就会不自然地抽搐，那是一种长期使用密码发报机留下的职业习惯，仿佛是一种无声却有力的控诉，让整个法庭的气氛更加压抑。
傍晚的吸烟室里，烟雾缭绕，基南悄悄递给程墨白一盒“骆驼”牌香烟，里面藏着一张小纸条：“今晚8点，银座废墟”。东京银座四丁目，断壁残垣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凄凉。
一个佝偻的身影从瓦砾堆后缓缓现身，月光洒在他身上，映出那张明远满是疤痕的脸，他的右眼已经失明，左脸颊的烧伤一直延伸到颈部，让人触目惊心。他颤抖的手指解开衣领，锁骨下方烙着“Maruta”（马路大）的编号，仿佛是一道永恒的耻辱印记，刺痛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心。
“他们答应不起诉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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