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隆的问题让李商隐心脏抽搐，毕竟他就是因为卷入牛李党争，才不得已蹉跎了十四年的时间。
当然，这十四年中有三年时间，他都是在家中为母守孝，怪不得旁人。
想到这里，李商隐深吸一口气，随后才开口说道：
“牛增孺图缓，李德裕事功，在下官看来，二者并没有对错，只是政见不一罢了。”
经历了那么多，李商隐也不像年轻时那么激进和冲动了，评价也更公正了。
至少他的这句评价，与刘继隆的见解偏近。
李德裕和牛增孺二人风格不同，全因政见不同。
站在牛僧孺的视角，大唐已经是风中残烛，经不起折腾了，因此他的执政风格就是“别折腾”。
在他看来，大唐已经烂到根了，任何需要折腾的事情，哪怕为百姓好的政策，也会在执行过程中成为负担，压在百姓肩头。
与其大刀阔斧改革但却落不到实处，还不如认真搞好救灾工作，同时尽可能裁掉不必要的冗官冗员，尽可能让大唐缓慢且体面的死去。
李德裕则是与之相反，他觉得大唐还有救，因此用人做事讲究“事功”。
于他而言，只要官员能把事情做成，哪怕过程和结果中产生过错，也可以原谅。
只是可惜，二人代表的只是各自，他们代表不了身后的所有人。
牛僧孺虽是牛党魁首，但实际上却是个摆在明面上的“牌位”，真正长期执政的是李逢吉、李宗闵、白敏中这些人。
这些人怎么想和怎么做，都与牛增孺所想所做不同，李德裕那边虽然稍好些，却也没什么区别。
如牛增孺所想一样，大唐从安史之乱后，便已经开始慢性死亡了。
传至如今，更是连根须都腐烂发臭，不管上层制定多少利民的政策，到了执行阶段的时候，都会因为执行官吏的贪欲而变味。
所有的利民政策，都将成为百姓肩头的沉重负担。
李商隐虽然经历了生活的毒打，可他依旧只看到了李德裕和牛增孺的政见不同处，并未理解为何大唐还是没有由坏转好。
这种事情，单纯用嘴说，他可能不太懂。
可若是让他亲身体验一次，他便知道为什么了。
“李别驾可曾想过，朝廷为何不用你？”
刘继隆再度询问李商隐，对此李商隐苦笑道：
“世人皆道我被针对，是因为我岳父王茂元乃李党，而我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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