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化而著称，在耶路撒冷王国里律师和文员数量众多，对法律、历史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同样是王室和贵族们钟爱的消遣。
“有着不错的文化基础，那么报纸这种形式就有效了。”
“眼下我们已经初步建设起了邮政部门的框架，借助定期的船只，在提尔印刷的报纸，一天就能抵达的黎波里、两天就能到拉塔基亚，哪怕是前往安条克城也只需要四天。”
“《圣地周报》每周一次，简化拉丁语语一份、阿拉伯语一份、希腊语一份，通过商业部下属的邮政体系，向各个城镇村庄进行投递，向国家里的绝大多数人通报过去一周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意识到国家与自己密切相关。”
“这是一笔不菲的支出，但却非常有必要，而且我建议对《圣地周报》这种报纸进行补贴，任何向王国效忠的村庄，都应该得到一份免费的《圣地周报》。”
通过操控文化和意识形态，塑造社会的价值观，使其对现行制度的正当性产生认同和服从。
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国家。
可以说是国家与国民，而非君主与臣民。
1806年惨败后，普鲁士首相卡尔·施泰因开始推行改革，其措施包括：让公民参与政治以唤醒其民族主义情感、释放农奴、实行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
普鲁士赋予了自己国土上人民以国民的身份让他们参与政治，将他们从农奴的处境下尽可能的解除。
加上普鲁士普及的义务教育，从小学课堂上便灌输起了国家概念，国家主义也因这等等举措而兴起。
国家主义并非国家或者国民又或者某一个群体，单方面付出与奉献就能塑造成型，依赖于相当多的因素。
直白点通俗点，那就是：狼是需要吃肉的。
如果国家的存在无法带给国民以荣耀与利益，那么国民又该如何发自内心的支持国家呢？
一方面需要真切的利益，另外一方面也需要真切的将荣耀普及，告知所有人。
这便是报纸的意义。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诞生一些过渡性的东西。
让人认知一个抽象的社会认知实体，终究是相当麻烦的。
人类与社会，是存在惯性的。
活在人脑海的那些死人，依旧驱动着活人按照旧有的秩序行动。
盖里斯可以去进行偏转，却没法如空中楼阁平白搭建。
对于12世纪的中世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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