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过度、过快地流失，都进城打工了，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孺留守，那么谁来种地？谁来建设农村？农村的活力何在？”
“这不仅关乎粮食安全，也关乎社会稳定和文化传承。城镇化应该是自然演进、水到渠成的过程，不能搞大跃进式的驱赶和抽空。”
这个观点让在座的一些人微微颔首，但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接着，陆家贵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其次，我们要警惕在城镇化过程中，人为地将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城市，这会极大地加重农民进城的成本和负担。”
他举例道：“如果农村不保留好的学校、医院，那么农民为了让孩子接受好一点的教育，或者家里有人生大病需要更好的医疗，就不得不背井离乡，挤进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
“他们不仅要面对买房或租房的巨大压力，还要承担远超其收入水平的教育、医疗费用。”
“这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如果处理不好，非但不能让进城的农民安居乐业，反而可能让他们陷入新的贫困，甚至衍生出更多的社会问题如城市垃圾围城等等。”
“三座大山”“垃圾围城”等形象又尖锐的比喻，让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几位领导相互交换着眼色，似乎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最后，陆家贵抛出了一个更直接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最后，我想谈谈农民的养老问题。”
他语气沉重了些：“我们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农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缴纳公粮（农业税）等方式，为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和城市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牺牲。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财力增强了，不能忘记他们。”
“光是免除农业税还不够，必须考虑建立和完善覆盖全体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而且，”他加重了语气，“我有一个或许不太成熟，但发自肺腑的建议：在未来调整养老金时，城镇职工养老金的年度涨幅，绝对不应该高于农民养老金的涨幅，不能再次扩大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比例！”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打破常规思维的建议，许多人都理所当然地觉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高，养老金水平高是理所当然的。
陆家贵继续阐述他的理由：“理由很简单，第一是公平补偿。农民过去做出的贡献需要被看见和回报。”
“第二是缩小差距。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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