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东的语气很平静，但平静之下，是汹涌的暗流。
“我那个儿子，当时在市委研究室，写了几篇内参，谈国企改革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打破垄断……观点可能尖锐了点，但都是出于公心，材料也扎实。”
“就因为这个……惹了钱书记的不高兴。”
“然后就被人扣上了‘思想偏激’、‘影响稳定’的帽子。”
“研究室待不下去了，被调到档案局坐冷板凳。年轻人，心高气傲，哪里受得了这个？”
“加上……当时他谈了个对象，女孩家里有点背景，本来都快谈婚论嫁了。就因为这件事，对方家里立刻变了脸，坚决反对，说我们家‘政治上不可靠’，怕受牵连。而当初我不过一个处级干部，如何能反抗市委书记的权威，无能为力。”
“双重打击之下，孩子心灰意冷，一气之下……就走了。”
“这一走，就是十几年。在国外成了家，生了孩子，也……再也不愿意回来了。”
他说到最后，声音几乎低不可闻，那里面浸满了作为一个父亲，无法与儿孙团聚的刻骨遗憾，以及当年那种无力保护的屈辱和愤懑。
郑仪静静地听着，心中波澜起伏。
他终于明白了。
明白了刘卫东对钱汉忠那深埋心底、不惜以政治生命做赌注也要报复的恨意源于何处。
这不仅仅是官场上的倾轧，这已经触及了一个男人、一个父亲最根本的尊严和情感！
断人前程，尚且可忍。
毁人家庭，阻隔天伦，此仇不共戴天！
难怪刘卫东隐忍这么多年，表面上与钱汉忠维持着和谐，甚至被人视为同属“老明州”一系。
车内陷入了长久的寂静。
郑仪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安慰？显得虚伪。
承诺？时机未到。
任何语言，在这种刻骨的伤痛和迟来了十几年的悔恨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他只能保持沉默，用这种沉默，来表达一种无声的尊重和理解。
刘卫东似乎也并不需要郑仪的回答。
“郑秘书长……”
刘卫东终于再次开口。
“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十几年了。”
“有时候半夜醒来，想起儿子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喊爸爸的样子，想起他现在可能在大洋彼岸某个地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甚至可能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