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朱由校在西苑太液池畔给孙传庭打鸡血、画大饼的时候，紫禁城文渊阁附近的内阁值房内，却是另一番景象。
得益于朱由校那道“三年总结，五年规划”的旨意，朝堂之上的各部衙门简直像被人捅了的马蜂窝，嗡嗡嗡地乱成了一锅粥。
六部九卿、都察院、通政司……各衙门日夜灯火不熄，文书如雪片纷飞。
写总结要翻旧账，做规划要算新账，列预算要对细账，哪一项都不是轻松活儿。
更要命的是，之前那些积年累月、权责不清、互相推诿的陈年旧案，这回全被翻了出来——谁干的？谁批的？谁负责的？一笔一笔，都得厘清责任、分清功过。
各部之间为此打起了口水仗，互相扯皮，争夺功绩，推卸责任。
谁都想交上去一份耀眼的成绩单，谁也不愿意替别人背黑锅。
一时间，京城的各部衙门里，文书堆积如山，争吵声此起彼伏，连茶楼酒肆里的说书先生都编出了新段子，名曰《六部争功》，讲得绘声绘色，引得满堂喝彩。
此时内阁值房内，王象乾近来身体不适告假，如今只剩袁可立、顾昭、李邦华、毕自严四人。
几人正埋首于堆积如山的各部院奏疏、条陈、账册之中，眉头紧锁，笔尖在奏疏上飞速滑动，唯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与偶尔的咳嗽声，打破了室内的寂静。
袁可立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酸涩的眼角，又活动了下僵硬的手腕，端起早已凉透的茶盏啜了一口。
这般连轴转的工作量，对于已年过五旬、本应含饴弄孙的他来说，着实有些吃力。
他抬眼环顾四周，见其余三人皆伏案疾书，眉宇间透着疲惫与焦灼，不由得苦笑一声。
对于陛下推行的“总结与规划”之策，他并无异议。
虽说这名字听着怪异，像是市井商贾的账房术语，但细究其意，实为治国良方。
大明立国二百余年，从来不缺能臣干吏，缺的恰恰是长远的战略规划。
多少国策，往往因主事者更迭或朝廷风向变化而人亡政息，前期投入付诸东流，徒耗国力。
譬如嘉靖年间“复套”之议：曾铣上疏请收河套，夏言力主，朝廷倾力支持，调兵筹饷，筑堡屯田；可一遇小挫，夏言被斩于市，曾铣论死，河套之策戛然而止。
数年心血、百万军费、万千将士性命，尽数化为泡影。
若当时有明确的五年规划，纵使主帅更替，方向不变，何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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