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的卫所制，如今早已千疮百孔。军屯的田亩被各级军官巧取豪夺，原本应执戈守土的兵丁，被迫扛着锄头给将官们当佃户，弯腰驼背在阡陌间耕作。更有甚者，连妻女都被强征到军营织纺，一家老小整年辛苦所得，还抵不上当年应领军饷的三成。
赵锐这类世袭参将，平日里养尊处优，克扣粮饷的手段更是令人发指。从卫所到府衙，再到总兵衙门，层层盘剥下来，真正能到士兵手中的银两米粮，十不存一。更荒唐的是，这些朝廷命官竟与流窜在山林间的悍匪勾结，默许他们劫掠商旅，再从中分赃。赵锐们的府邸夜夜笙歌，酒肉飘香，而那些衣不蔽体的士兵，却只能在寒风中啃着掺了砂石的霉米。说到底，他们披着官服行强盗之事，不过是被一个 “钱” 字迷了心智。” 他拾起案头被雨水浸湿的剿匪文书，纸张边角早已卷边发皱，“你看这文书 —— 去年秋汛刚过就拨下的五千两剿匪银，账册上写得冠冕堂皇：修缮军械三百两，募勇口粮两千两，可实际呢？那新制的鸟铳不过是拿旧枪刷层桐油充数，募来的乡勇连双合脚的战靴都没有！更可笑的是，这所谓的 “剿匪军费” 里，竟平白无故多出笔八百两的 “师爷润笔费”，还有笔记着 “河防疏浚” 的五百两，实则河道里淤塞的芦苇比人都高！真正用到剿匪上的银钱，怕是连零头都不到，其余大半都进了这些蛀虫的私囊！”
他来回踱步，袍角扫过地上的水渍，留下深色痕迹：“万历那会搞的 “一条鞭法”，刚开始看着挺有希望，结果到了崇祯年间，啥用都没有。朝廷变着法儿加税，又是辽饷又是剿饷练饷的，本来一亩地就收九厘银子，让底下当官的一折腾，最后老百姓得交三倍的钱。就说豫东有个县，新坟头旁边的荒地都算成能收税的田，有个白头发老爷子在县衙门口哭：“去年把小孙女卖了才凑够税钱，今年难道要我拿老命抵账不成？”
城根儿下茶馆里，大伙儿都压低声音唠嗑。上个月刚被招安的土匪头子，转眼就成了守备大人的座上客；那些说是来剿匪的官兵，路过村子比土匪还狠，烧杀抢掠啥都干。更离谱的是，有个游击将军每个月派人给土匪送粮食，信里还写着 “希望土匪闹得再大点，我这官才能保住”。这些带兵的武官，把剿匪战报当邀功报告，踩着老百姓的血汗往上爬，结果土匪越闹越凶，八百里秦川到处都是。
衙门库房的饷银都进了当官的腰包，可前线天天喊缺箭少粮。老百姓没饭吃只好**，土匪和官兵还称兄道弟一起喝酒，明朝的江山，早就在这些官匪勾结里烂透了，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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