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招人指标，但真将人招进去，不是害了人家吗？”
聊着聊着，又回到船机厂明年的降本增效这个话题上来，船机厂几名职工又忍不住唉声叹气起来。
葛明兰有些熬不住直打哈欠，就先起身回家休息去了，萧良则默不作声坐在一旁，听船机厂这几个职工跟他爸诉苦水。
地方国企改制从去年底就开始了，但前两三年还只是试点。
包括船机厂在内，绝大多数国营厂的干部职工都很抵制，而市里对国营厂的经营状况改观，还抱有期待。
因此前两三年国营厂下岗分流的力度比较小，主要目标是放在减员增效，提高生产效率上。
而这些年民营企业也有较好的发展势头，个体经济也越发活跃，小规模下岗分流的职工，再就业难度不算大。
因此在座的几名船机厂职工，谈到厂领导班子的贪腐无能，个个愤恨不已，谈到下岗分流，神色间虽然有忧虑、有忐忑，却未尝没有一种豁出去闯一闯的向往。
就算钱少斌，这么高的技术、管理水平竟然操持夜宵摊，是很令人惋惜，但另一方面，经营夜宵摊的收入，却是比他夫妇两人留在此时的厂子里不贪不捞每月就拿七八百块钱强出一大截。
前世船机厂普通干部职工命运真正悲惨的，还是新市委书记罗智林对船机厂的调查再也进行不下去，他本人也被调离东洲市之后的九七年往后。
一方面是市财政再也补贴不起船机厂越来越大的窟窿，一方面是一些人想要借改制将以往种种罪恶彻底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骤然加大改制力度，一时间将数千职工猝不及防间踢出原有的工作岗位。
船机厂的干部职工，有很多是全家老小都在厂里工作，很多家庭是全家老小一起失业，仅靠一两百块钱的过渡费勉强维持生计。
而九七、九八年，东洲市属二百六七十家国营厂，都加快下岗分流的力度，又恰逢东南亚金融危机，东洲民营经济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发展放缓，没有太多的新增就业岗位，去容纳日益新增的下岗职工再就业。
直到中国加入世贸总协定，再次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之后，很多遗留问题，才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然而这当中的四五年，却是全市那么多下岗职工最沉重，甚至过去十数二十年后都不愿回首的不堪过往。
萧良重生回到九四年，他要是想做些什么事，避免那么多干部职工猝然下岗、生活陷入困境，时间窗口其实非常紧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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