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代都没有解决。一直处于动态博弈之中。
贺重安从皇帝在逆太子案之后，一系列政治，就判断出，地方势力一定成长起来。
这是从政治经济逻辑上判断。
因为中央政府是要通过地方政府间接获得资源的。
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对地方监管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即便再严密的监管模式，面对时空的距离，也有太多的漏洞可以钻。
官僚体系又天生有自我繁殖的冲动。
很早就有人发现，要想长治久安，中央必须过一段时间就折腾一下地方上。最典型的，就是西汉的陵邑制度。过一段时间，就将地方上的豪强迁一些到京师。
一茬茬地割韭菜。中央集权才能维系下去。
可以说，陵邑制度一结束。
贯穿两汉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世家大族，就开始生根发芽。
皇帝想休养生息。与民安静。
朝廷少大动作。地方官员连任，政策连贯。
这其实不是给百姓休养生息的。因为百姓没活干，会死。不会有什么休息。
是给地方士大夫休养生息的。
这必然导致，地方上产出大头，由地方政府隐秘的瓜分了。地方官员连任时间长，这导致地方上士大夫与官僚盘根错节。有了共同利益，就天然有对抗中央的倾向。
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另外一种诠释。
中央放宽对地方管制，想要再管，可就不容易了。
地方官员习惯了，中枢不插手。一切如旧。当中枢不想如旧的时候，地方上就不愿意了。
甚至随着他们掌握的各种资源越来越多，什么是“旧。”
他们也想重新诠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