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被抢光——便宜又新鲜。下午，她又顶着烈日挨家挨户卖西瓜。
那天，杜母正吃力地拉着满车西瓜爬坡，突然暴雨倾盆。架子车在泥泞中打滑，千斤重的西瓜像野兽般拖着她往后坠。
“松手！快松手！”路人大喊。
杜母咬着牙，最终还是松开了肩上的绳索。西瓜像逃命的兔子，咕噜噜滚下山坡，架子车歪在路边，车轮深陷泥坑。
她呆呆站在雨里，抹了把脸，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回到家，安安扑上来抱住她的腿。杜母挤了羊奶，煮沸以后晾凉给孙子喝，安安眼巴巴地盯着，等他喝饱了，最后一口递给安安。安安仰头喝了，舔了舔嘴，发出满足的吧唧声。杜母又倒了半瓶水晃了晃，安安照样喝得香甜。
杜母喂了猪和骡子，开始和面做饭，安安寸步不离。
杜母炒菜的时候，安安就蹲在灶台前添柴，火光照亮她红扑扑的小脸。
2003年9月，杜瑜终于踏进大学校园。
贫困像块显眼的补丁，贴在她身上。室友们讨论新款包包时，她只能低头搓洗发白的牛仔裤；食堂打饭，她永远选最便宜的土豆丝。
“姐，她们都看不起我……”深夜的电话里，杜瑜泣不成声。
杜若连夜裁剪了一条上海最流行的碎花连衣裙寄去。此后每逢换季，包裹里总有新衣：牛仔外套、荷叶边衬衫、及膝套裙……都是她照着雇主家小姐的款式做的。
“抬头走路，”杜若在信里写，“咱们不比任何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