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这是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功绩，怎么还不高兴呢？”
男人不语，只是一味地生着闷气，老沈看了眼在国营厂子里少见的宽敞办公室，那块写着副厂长的名牌似乎说明了一切。
“沈记者，你别见怪，陶厂长他就这么一个闺女，小时候学习成绩好，考到了上海读大学，本来想着毕业了回厂子接班，好好带着工人们搞几个先进技术出来，结果却迷上了那个什么海鸥？说什么都要去研究所工作，那晚上把陶厂长气的呀，整个家属院都能听到吵架声。”
从家属那里寻不到答案，老沈只能转而向厂子里的其他职工求助。
接待他的厂办专门负责对外联络的吴科长，四十多岁，头发已经稀稀拉拉，嘴里都是典型的“外交辞令”，完全就是那种对现状满意，对未来没有追求的做派。
“我们厂子好几万个职工，哪个不是削尖了脑袋想把孩子安排进来，陶厂长矜矜业业干了几十年，对厂子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他想要让女儿来接班继续做贡献，没人会说闲话。”
“沈记者不瞒你说，小陶这个出身背景，多少人都羡慕着呢，一个女孩子，待在爹妈身边，再找个门当户对的男人，这家里不就蒸蒸日上了嘛。”
吴科长的话让老沈陷入沉思，走到丝厂家属院的路上恰逢一批工人下班，他们欢声笑语，推着自行车并肩而行。
老沈能够认出其中有些人眉宇间就有几分神似，想来应该就是厂一代和厂二代的组合。
丝厂分配给陶厂长的房子品质上佳，是少有的独门独户小院，虽然和隔壁人家只有一堵薄薄的砖墙相隔，但已经好过了苏州当时大部分国营厂工人的住宿条件。
敲了门，稍等了片刻，一位看着病恹恹的中年女性从小院走了出来，她正是考察队队员的母亲。
“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才冒昧来打扰您。”
老沈把在陶厂长那碰壁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没想到这位母亲却并没有为任何一方而生气，反倒是笑得前仰后倒。
“沈记者，我是1954年去的新疆，作为苏州第一丝厂组织的第一批援疆纺织女工，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我闺女也是出生在新疆，她见过那片自由自在的天空，所以怎么可能会选择待在这苏州的小院里平平凡凡过一辈子呢？”
这个家应该是很少有外人到访，所以一打开话匣子就说个不停，虽然和采访内容无关，但老沈却来了兴致，摊开本子，将这位母亲口中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新疆的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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